纽约定义城市公园 谁创造公园城市？

　　我们很多人，都是在城市里面对当前国际局势的风起云涌。

　　过往几十年，亿万个体命运被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进程所改变。

　　无数人迁徙到城市，以城市为舞台，求学、就业、安家、追逐梦想，在实现人生价值的同时，也塑造了大江南北的斑斓景色——

　　一片泥泞的深圳成为春天的传奇。沉寂多时的苏州再度复兴，接连飞出了“昆山模式”、“工业园模式”。筚路蓝缕的温州人勇闯天涯，打造出一个个商业帝国。

　　中国城市的崛起，足以写进后发国家尤其是转型国家的教材。

　　但我们也得承认，以纽约、伦敦、东京为代表的世界城市，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依旧保持了巨大的影响力。

　　中国城市在奋起直追的同时，容易忽略世界城市的发展路径中，藏着生态环境的心传密码，比如纽约中央公园、伦敦海德公园、东京上野公园、巴黎布劳涅森林。这串密码，对城市弯道超车至关重要。

　　成都最近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但很多人没注意到，这座城市两年前就拿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建设公园城市。 

　　翻开城市发展史，纽约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纽约的命运很大程度是被一座公园改变的。倘若没有它，纽约可能只是一座平淡无奇的港口城市。

　　美国人眼中“失去纽约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国，失去中央公园的纽约将不再是纽约”。纽约官方称“中央公园成就了一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完整性”。

　　这是一座怎样的公园？

　　19世纪50年代，美国城市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从1821年到1855年，纽约人口翻了四倍。经济优先的发展理念，让城市格局的弊端暴露无遗，城市病层出不穷。

　　1854年，奥姆斯特德开始着手设计一座公园，试图在繁华市中心创造一种特殊气氛，提供城市人一个宛如乡村景致的休闲去处。

摄影：Ajay Suresh

　　中央公园一举开创城市公园之先河。著名建筑评论家戈德伯格感慨“中央公园虽不是一栋建筑物，却是纽约最伟大的建筑。”

　　公园落成后，房地产商因地价升值而掀起开发热潮，政府拿着房地产税投入市政建设。时至今日，房子能否看到中央公园，仍然是影响纽约房价的重要指标。

　　除了立竿见影的经济作用，中央公园还改变了纽约人的生活方式，市民有了休闲好去处，中产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得到满足。久而久之，沉淀出纽约的城市精神，转化为世界一流城市的影响力。

　　中央公园为纽约取得惊人成就，其他城市纷纷效仿，城市公园运动就此蔓延，城市公园思想得到有力传播，景观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因此产生。

　　纽约中央公园只是人类追求理想城市的片段。

　　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最先提出“人们为了活着，聚集于城市；为了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同时期的阿契美尼德帝国，波斯人创造公园的雏形，作为理想之城的最早实践。

　　不过直到工业革命催化了城市膨胀，城市这个生产、生活空间，才引发了学界的广泛思考。

　　1903年，英国社会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在代表作《明日的田园城市》，第一次将生态与生产、生活并列。

　　1933年，法国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通过城市功能分区，画出“光辉城市”的蓝图。

　　此后又有生态城市、森林城市、花园城市等理论，无不寄托着人类的城市理想。

　　遗憾的是，这样精彩的理论争鸣，中国始终缺席。难道中国拿不出自己的理论，只能亦步亦趋？

　　2018年2月，领导人来川视察时，强调成都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

　　“公园城市”横空出世，如牛顿的金苹果，落到成都身上，引发外界好奇的目光。

　　今年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对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明确要求支持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

　　公园城市，与之前的城市理念有何不同？

　　领导人对成都的期许，与这里绝佳的生态本底密不可分。

　　公元前256年，李冰修筑都江堰，从此“土地肥饶，果实所生，无谷而饱”，世界最早的生态城市应运而生。

　　五代后蜀主孟昶，曾经在城墙上遍植芙蓉，人夸“四十里为锦绣”。这种城墙上大面积种花卉的现象，在中国建城史上绝无仅有。成都因之成了中华文明中第一个花园城市。

　　成都端坐于盆地中央，千里沃野、千年繁华。青城山、西岭雪山像她的围墙，都江堰的分水赐予她灵动，龙泉山起伏的曲线像微笑，沱江连着远处的长江，顿时有了通江达海的宽广气韵。

　　站在龙泉山上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两山夹一平原”。嘉楠/摄影 来源：微成都

　　于更高处看成都，整个成都平原就是一座大公园。在这座“公园”里建城市，格局豁然开朗。外揽山水之幽，内得人文之盛。不过，挑战也超乎寻常。

　　纽约、伦敦、巴黎这样的世界城市，人口都未超过1000万。这几年各种宜居大奖拿到手软的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人口仅67万。

　　而巴西圣保罗、印度新德里、孟加拉国达卡等人口突破2000万的超级城市，则是拥挤、混乱、贫民窟的代名词。

成都城市空间的演变 来源：微成都

　　2019年末成都市常住人口为1658.1万人，实际管理人口2100多万。城市格局已从“二江珥市”“二江抱城”“两山夹一城”，演变为“一山连两翼”的超级大城。

　　正因如此，更凸显出“公园城市”的预见性。

　　不是多建几座公园就完事，而是希冀用生态价值，激活空间的经济、生活、美学价值。通过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的系统性变革，增加城市在未来的竞争力。

　　这是好大一盘棋。

　　城市规模越大，治理难度会呈几何倍数增加。对成都这样一座人口两千多万，面积高达1.4万平方公里的城市来说，挑战更加不言而喻。

　　成都通过“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形成“一心两翼三轴多中心”的空间结构。尤其是东进战略，东部新区蓄势待发，吸引了人口、资源、政策、产业往东流。

“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

　　你看，这座城市像不像一只蝴蝶。龙泉山就是婀娜的腰身，串起东西两翼组成一双翅膀。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一山连两翼

　　这座城市即将迎来属于她的蝴蝶效应，公园城市或给城市崛起带来无法估量的化学反应。

　　空间布局之下，产业分布同样重要。柯布西耶当年就是因为功能分区过于僵化，才饱受诟病。

　　这位法国规划大师的误区，源于他认为城市和空间本质上是容器。这也是绝大多数人的看法。

　　1973年，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在代表作《空间的生产》中，第一次提出空间本身也能提供生产、创造价值。

　　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期待(社会主义)“为了改变生活，必须改变空间，创造出新的空间形态”。

　　然而知易行难。大多数城市决策者还是习惯于把城市当容器，任人在其中异化。

　　这背后是“产-城-人”的逻辑，只管开足马力生产，对生活、生态不管不顾。粗放增长一时爽，却迟早成为转型升级的掣肘。

　　纽约曾经定义了城市公园，成都现在要在“公园城市”中，捋顺“人-城-产”的顺序，重新定义人与城、城与市的关系。字面是顺序调整，实质上却是城市逻辑内涵的大变革。

　　在新逻辑下，以城聚人、以人聚产，以产兴城。以公园城市为生态本地，围绕不同人群，针对性完善产业圈内的生态、生活与生产功能。通过人才集聚，吸引企业与生产要素集聚。

　　“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的空间优化方案，符合城市产业空间分化趋势，顺应了从跨国金融为主导的中心城区、科技创新与研发的外围城市再到以生产消费性制造业的远郊城市产业空间布局特征。

　　比如“西控”区域生态环境脆弱，难以承载工业，却是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的首选。7月9日，包括“熊猫古镇•理想新城”项目在内的75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超千亿元，均瞄准“西控”区域这片蓝海。

　　比如“东进”区域，东部新城空间潜力大、承载力强，于是重点承接汽车制造、航空航天、智能制造、节能环保等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量。

　　如果说“东进”为城市寻求永续发展的空间，“中优”则推动了中心城区的老城更新和人口回流。借鉴纽约“硅巷”经验，结合城市有机更新，植入科创空间，激发老旧社区活力。

　　14个产业生态圈和66个产业功能区，根据不同定位，动态布局在“东、南、西、北、中”5个区域，灵活协同发展。

　　更微观的空间尺度，在产业生态圈和产业功能区内部，也有越来越多的微循环正在实现。

　　比如锦城公园就不仅仅是周边白领阶层的休憩之地，而是一个被植入了包括文旅、体育、农业、商业等不同业态的“微型小城”。在这里边，人流、物流、信息流川流不息，融为一体。

 

锦城公园  来源：四川日报

　　景观生态学家伊恩·麦克哈格曾定义过“斑块-廊道-基质”模型，基质是其中面积最大、连接性最好的景观，廊道是线状或带状的景观要素。

　　或许连他也从来未想过，这个模型竟然能是一整个城市！

　　“东进”战略让龙泉山从城市屏障变为脊梁，中国城市的市内第一次出现了比肩曼哈顿中央公园的巨大空间——其规划面积1275平方公里的大尺度公园。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来源：成都晚报

　　这样一个大尺度的公园，却不只是公园这么简单。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会和中央公园一样，撬动板块价值，提升居住品质。

　　现在，国内外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学家在关注“大疏大密”的城市架构。而这样的空间布置，离不开发达的交通系统来支撑。

　　城市越大，对人的出行往往越不友好。如何让人更方便的亲近大自然，考验着这座城市的空间和交通体系的布局。

　　哥本哈根借助于放射状的市郊铁路，将郊区森林与市中心商务区紧密相连。人们从办公场所乘火车，一会就能到郊区火车站，出站走两步就是原始森林。

哥本哈根轨道交通规划

　　哥本哈根的万里之外，成都也在开创“疏密有致”的东方实践。2019年底已正式驶入“300公里时代”的成都地铁网络正在地下加速展开，2020年预计新增216公里，达到519公里，超过广州、深圳、重庆、武汉、南京，成为中国地铁里程第三强，仅次于北京上海两座超一线城市。

　　这座城市准备利用轨道交通系统，来增加公园的可达性。

　　地铁之外，成都想得更远。依托地铁，推广TOD模式，实现“一个TOD综合开发项目就是一个美丽宜居公园城市社区”。

　　今年3月，总投资约110亿元的新津站“TOD+5G”公园城市社区示范项目开工。项目强化科创赋能和公园社区打造，将依托BIM+5G+云，构建城市数字底座，打造成为集5G场景展示、科创空间、未来社区为一体的公园城市社区示范单元。

　　为推广慢行系统，成都还规划了长达16930公里的绿道。河滨、溪谷、山脊，如丝带般缠绕着成都市，不管从何处出发，公园、大自然就在眼前。

成都绿道规划图

　　基于系统变革的初衷，成都再次在绿道的生态与交通价值外，创新“绿道+场景营造”，拓展绿色发展的经济价值。

　　其中“绿道+夜市”的夜游锦江接待游客达1.5万人次，“绿道+美食”的沸腾小镇年营业收入近1000万元。绿道已成为引领消费时尚、转变发展方式的“产业道”“经济道”。

　　据成都的规划，到2025年初步建成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2035年，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成为全国样板。

　　“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公园，老百姓走出来就像在自己家里的花园一样”。生产、生活、生态的界限，从未像今天这般如此模糊，又如此统一。

　　伟大的时代，呼唤更多伟大的城市。

　　不管是堪比东京的轨道交通，还是北欧流行的绿道系统，亦或是比肩纽约的大尺度公园，无不体现着鲜明的人本逻辑。

　　这才是公园城市最根本的要义，也是成都最令人感动的地方。

　　半个世纪前，著名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说过这样一句话：“城市应当是一个爱的器官，最好的经济模式是关怀和陶冶人。”

　　这正是成都的公园城市经验，之于当下中国的价值——其聚焦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引导工业逻辑回归人本逻辑，生产导向转向生活导向。

　　人是城市的中心，也是未来城市最重要的财富与竞争力。

　　这正是近年来各市抢人大战的背景。随着“零门槛”落户的边际效应逐步式微，简单粗暴的抢人手段难以奏效。如何构建新的人口吸引力优势，是所有城市共同面临的挑战。

　　近日，21 世纪经济网梳理麦可思研究院(权威性数据机构)前期发布的“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就业的近三届本科毕业生中外省籍人士占比”相关数据，从毕业生“跨省”去向分析城市竞争力。

　　数据显示，成都2015-2017 届本科毕业生中外省籍占比为25.8%，2016-2018 届占比为32% ，2017-2019届占比为35%，占比实现三连增，在新一线城市中表现亮眼，说明成都在过去的3 年间对外省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吸引力不断增强，侧面反映出成都城市竞争力不断提升。

　　最近一财梳理了37个重点城市自2010年以来的人口流入情况，成都高居第4。若不包含并入简阳100万左右的常住人口，其成绩放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的。

　　今天有越来越多的四川人选择留在成都，越来越多在外打工的四川人回到成都，更有越来越多的外地人选择定居成都，将这里作为第二故乡。因为这里蓬勃的朝气、经济的活力、烟火的热闹、巴适和休闲、开放与包容、坚守初心并勇于改变。

　　公园城市，无疑让人们多了一个选择成都的理由。

　　无独有偶，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提出要从“花园城市”(Garden City)迈向“花园中的城市”(City In A Garden)。更注重生态自然的保护和连接城市环境的绿色空间、使其网络化和系统化。

　　正是这样的转变，让花园从城市的点缀变为城市的生命，完美服务于吸引全球资源、发展高端产业、建设全球中心的经济目标。

　　重塑后的“人-城-产”关系，正在开花结果。成都对人的重视，带来了对高端人才的持续吸引，这又直接促进了高端产业不断集聚。

　　据2019年成都市统计公报显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8%，形成了电子信息产品、机械、汽车、石化、食品饮料及烟草、冶金、建材、轻工等8大特色优势产业。

　　西门子、富士康、京东方、一汽大众、一汽丰田、东风神龙纷至沓来，新兴产业拔地而起。

　　这些成绩之外，有更长远的目光。成都正用世界城市体系，标定自身的成长坐标。

　　与纽约、伦敦不同的是，现代化的成都，还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时代带给我们的风尘，最后可能还是要用故乡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