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家吕植：推动发展转型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 张希焱）：日前，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在昆明落下帷幕。大会通过《昆明宣言》，与会各国承诺，确保制定、通过和实施一个有效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并确保最迟在2030年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进而全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愿景。

　　在本次大会期间，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及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吕植接受记者专访，分享她的参会感受以及在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一全球议题上的观点和实践。

吕植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记者：您在昆明参会的感受如何？与会嘉宾对全球保护生物多样性议题有什么观点？

　　吕植：各国领导人和参会者都表达了积极支持和参与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意愿，这让我觉得非常振奋。在这次大会上我看到，不仅是发达国家对于自然保护在积极行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高度依靠自然资源进行发展的国家也做出了自己的承诺。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领导人就表示，在2025年逐渐退出森林砍伐。全球共识给明年第二阶段谈判“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打下了良好基础。另外，“公平”和“公正”这两个词在大会上反复被提到，目标是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而不只是一部分人的需求。所以这次会议表现出大家的积极态度，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记者：《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第十五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寻找新的目标和路径，在这方面面临什么挑战、需要做出哪些方面的努力？

　　吕植：今后的十年是最重要的，现在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再不行动，就有可能崩溃。更重要的是，在发展中要把保护生物多样性放到一个重要、甚至是核心的位置，否则发展的速度永远高于保护的速度，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制定框架最核心的要点是实现生产、生活、消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一般来说，生物多样性在欠发达地区更丰富，这里就有一个发达地区如何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的问题，谁出资多少会有争议。未来的谈判会很艰难，是一个挑战，但是现在形成的共识和意愿已经在那里了。

　　记者：中国在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吕植：我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有40多年了，40多年来中国做出了卓越的努力。中国曾经是一个严重依赖自然资源的国家，80年代我做熊猫研究时，砍伐森林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到1998年全面停伐，到现在一步一步建立国家公园，这些产生的效果不光是越来越多的土地得到保护，全社会从政府、公众到企业，对保护环境和资源已经达成共识。在未来的谈判中，中国在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中都可以发挥作用：既是东道国，又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相对发达的位置。另外，中国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西部欠发达，东部比较发达，与世界发展的现状相似。中国怎么治理对世界有借鉴意义，可以贡献自己的智慧。

　　记者：《昆明宣言》强调了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以及妇女、青年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作出贡献。为什么“使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妇女、青年、民间团体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能够充分和有效地参与到保护生物多样性中”这么重要？

　　吕植：在中国，很多当地百姓和社区有很多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智慧和文化、社会规约和行为规范。中国藏区神山圣湖的资源就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冬虫夏草是很珍稀的药材，我亲眼看到大家自觉地都不去挖神山上的虫草。今天，青藏高原仍然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自然系统，藏族在这里生活也至少有上万年历史。这个地区仍然生存着很多大型食肉动物，是世界上食肉动物种类最多的一个区域，而大型食肉动物的存在代表着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这和藏民的文化息息相关。不靠金钱和法律，这种自觉的行为在很多地方都有。江西婺源能够保留下很多大树，跟当地村子有保护大树的传统相关；天目山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下几千年的树木，寺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记者：城市和生物多样性可以兼容吗？

　　吕植：北京大学的校园是恢复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例子。我们很幸运，继承了燕京大学当年按照中国园林风格恢复得很好的一个校园环境。校园里的植物全部是由教授们在北京周边地区采集的本土植物。现在的校园实际上是一个在100年间恢复起来的环境：校园里目前植物种类达到600多种；经过多年监测，发现有200多种鸟类在校园里生活，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中国有1400多种鸟，其中七分之一的鸟类可以在北大校园内找到；另外，还有几十种昆虫和兽类在这里生活。北大校园面积1平方公里，5万人在这里学习工作，这是密度相当大的一个人类聚集区。这里仍然能够保存下来这样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表明人和自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谐相处。燕京大学的教授收集本地种子时，还没有“生物多样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在80年代才创造出来，但是那时候的初心就是让人在一个舒服惬意的环境里生活工作。北大的例子也说明，这样的局面可以复制到任何地方。北京的绿地占城市面积的43%，也就是说一半的北京是绿色的，恢复生物多样性的空间非常大。如果北京的市民都和鸟类、昆虫和谐相处，大家最终都会从中受益。

　　记者：在昆明大会上，中国宣布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从国家层面上，通过建立国家公园的方式保护各类动植物的生存，这种方式有什么特点、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吕植：国家公园和以往的自然保护区的区别在于，国家公园在更大的范围内考虑栖息地的完整性、连贯性、连通性，致力于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进行保护。和过去零散的保护相比，从空间角度上，国家公园是一个提升。国家公园需要更好地处理人和动物的关系，同时也要尊重土著居民的利益。我非常有幸在三江源和大熊猫国家公园这两个地区工作多年，也尝试了一些方法，让当地社区参与自然保护，并让他们受益。比如在三江源地区，我们培训老百姓成为生态管护员，让他们从事生物多样性监测，得到的数据可以协助带领自然爱好者观测动植物和景观，带来了好的经济效益。在四川平武的大熊猫栖息地，当地人用栖息地里各种蜜源植物开发高质量的蜂蜜，蜂蜜产品又带动了一系列生态产品的开发。后来，老百姓自发成立保护小区，巡护监测让他们与动物相处也越来越容易，也开展了自然体验的活动。这两个案例带来最重要的结果不仅是经济利益，还有精神方面。乡村和人的面貌发生了变化，他们有了自信心，尊严得到了尊重。

　　记者：限制人类的经济活动而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否可能？再加上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各国正在重启经济，我们还有可能实现一个人与自然之间的“双赢”吗？

　　吕植：人和自然之间完全可以实现“双赢”，没有问题，但可能很难暴富。这跟你想要什么有关系，如果你对经济、对生活的要求是合理的，而不是无节制的索取，还是可以满足的。转型最根本的是价值观的转变，也就是我们认为什么是好的。这个问题是社会的价值观判断，也是每个人价值观的判断，这些都需要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