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二里头 探寻中华文明之源

　　今日，偃师市翟镇镇二里头遗址，一派火热施工景象。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和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正加快建设。

　　距离遗址公园一号、二号宫殿遗址保护展示工程东南方向不远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副队长赵海涛，正带领考古技师对井字路西南路口进行发掘收尾工作。

　　自1959年秋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试掘的第一铲起，这片看似普通的土地就和“考古”二字紧紧联系在一起。六十年来，二里头遗址的钻探发掘工作持续不断，一次又一次的惊人发现，刷新着“中国之最”，把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不断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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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考古发掘工作现场

　　寻找夏文化，发现二里头

　　二里头是如何被发现的？故事要从1959年5月16日说起。

　　这一天，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和随行数位年轻人，风尘仆仆地来到翟镇镇二里头村，他们时而在村南路旁的断崖间观察，时而在村子附近拾捡着什么。

　　面对这些陌生的面孔和略显奇异的行为，村民们议论纷纷。更有好奇者走近一看，发现被他们正在拾捡且被视若珍宝的物什，竟然是村民平时耕作中时常可见的“瓦碴”，心中不免诧异：他们是谁？他们在干什么？

徐旭生

　　这位老者就是著名古史学家、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者徐旭生，年轻人则包括周振华、方酉生等人。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 1928年，随着安阳殷墟的试掘，证实了商的存在。司马迁记载的“夏”到底在哪里？学界争论不休。徐旭生此番就是为探索夏文化、寻找“夏墟”而来。这也是中国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目标的田野考古。

　　他们先到登封、禹县一带，调查一月有余，颇有所得。随后，受偃师当地文物部门的一位高姓干部邀请，来到偃师，因为史籍指出这里曾是商代的第一个王都——西亳，让他产生了兴趣。

　　过了洛河南岸，徐旭生发现了村南断崖间有不小的灰坑。距村约半里处，又发现了很多陶片。慢慢拼接起来，就成为罐、鼎、豆等器物。

徐旭升先生的手稿 资料图

　　当天，徐旭生在二里头村停留了一下午，晚上，他在日记里并没有急于对二里头的情况做出判断，但记下了两个关键点：出土的陶片中“殷(商)代早期极多”；村民反映可以挖到陶片的范围“南北约三里许，东西更宽”。他已然意识到此处非同寻常。

　　在日记的结尾，徐旭生饶有兴致地记述了回程时遇到大雨，土地全变成了泥地，要“脱鞋赤脚踏泥前行”，而心境“遂觉无限辽远！”

　　考察结束后，徐旭生写出了著名的《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强调了二里头等遗址的重要性。该调查结果很快引起学术界极大注意，当年秋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和河南省文物工作队试掘了二里头遗址，其后，发掘工作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独立承担。

　　当时，学界的关注重点多放在文献与考古材料整合基础上的历史复原研究，关于文化探索和夏商王朝分界问题，其参与人数之多、历时之长、讨论之热烈、影响之深远，都远超其他研究领域。自此，二里头这个极为普通的村庄的名字，因徐旭生的考察载入中国考古学史。

徐旭生日记记载在二里头考察情况

　　三代考古人，刷新“中国之最”

　　田野考古条件艰苦，周期长，任务重，特别对于一个大型都城遗址来说，难度就更大，周期就更长。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60年，直接参与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有上百人。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派往二里头工作队的队长共有三任，分别是首任队长赵芝荃、第二任队长郑光、现任队长许宏。三代考古人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北京和洛阳之间，把人生最美好的岁月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

　　赵海涛介绍，二里头遗址考古是近60年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缩影。根据工作目的、工作任务、工作内容的变化，可大致将二里头遗址60年来的田野考古分为三大阶段。

资料图

　　第一阶段，1959—1979年，赵芝荃任队长，对二里头遗址文化遗存的文化分期、内涵和性质的全面了解。二里头工作队先后完成了一号宫殿基址、二号宫殿基址、宫殿区以外的各种手工业作坊遗址和一般居住遗址等的发掘，对二里头遗址的整体布局有了概括性的了解，建立了一至四期文化框架序列，确定了遗址的都邑性质。

郑光 资料图

　　第二阶段，1980—1998年，在郑光的带领下，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的抢救性发掘，细化了二里头文化分期，重点发掘了以铸铜作坊为代表的遗址，以实物证据证明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文明阶段，并围绕二里头文化性质展开了中国考古史无前例的大讨论，二里头及夏商文化问题研究推向了更深层次。

许宏 资料图

　　第三阶段，1999—2019年，在许宏的带领下，二里头遗址新一轮的田野考古工作在理念与重心上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他们将发掘研究重点放在探索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形态上。首次对遗址边缘地区及其外围进行了系统钻探，结合地形、地貌的考察，确认了遗址的现存范围、遗址边缘区的现状及其成因，明确了各期遗存的分布范围、二里头都邑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的功能分区。

　　更重要的是，这20年间，二里头工作队发现了众多“中国之最”——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都邑聚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车辙、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多进院落或四合院式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大型官营作坊……

　　从这些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之最”，可窥见二里头遗址的丰富内涵。

　　“站着数代前辈学者的肩膀上，我们相信，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将大为拓展，对中国文明史乃至全球文明史的深入探索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许宏说。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2015年春季发掘现场(资料图片)

　　保护展示，让更多公众认知中国历史

　　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大约300万平方米，经过六十年几代人的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万余平方米，相当于1%多一点，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2005年10月，“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大会最后的《专家意见书》中写道：“以二里头遗址为典型遗存的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华夏文明与国家形成史上，二里头文化以其高度发达的文化内涵和大范围、跨地域的文化吸收与辐射，形成辐辏之势，成为中华文明形成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

　　“近年来，随着公众考古的兴起，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不断走进公众视野。对遗址和出土文物进行保护展示，可让公众深刻领悟二里头的重大价值，更好地认知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坚定中华文化自信。”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赵晓军说。

　　目前，作为国家“十三五”重大文化工程，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正进行开馆前的装修和布展工作，预计10月中旬向公众开放；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也将与博物馆一起，同步建成。很快，公众就可以亲临二里头，领略“最早的王朝”神秘风貌，探寻中华文明之源。（洛报融媒记者 常书香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