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虹 龙溪虎：千年回眸王安石（四）——举才济世 创办新学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卓越的政治家、改革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在熙宁变法中秉承举才济世的教育理念，推行一系列教育改革，把兴教办学作为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顺时应势创办新学，使宋代教育为之一振，史称“熙宁兴学”。

　　经世致用唯才是举

　　国家要改革，教育须先行。王安石作为北宋推动改革的政治家，看到了人才在社会变革中的关键作用。他认为人才是变法的先决条件，把教育作为推行变法的一种手段，为新政培养更多急需人才。王安石主张学以致用，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体现了一个改革家的教育情怀。

　　王安石经世致用思想是其哲学观的反映，也是其治学、行事的最高目标和依据。他的哲学思想突出一个“变”字，人是可以变的，政治经济制度也是可以改变的。他说：“有阴有阳，新故相除者，天也；有处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指出了新故相除是自然和社会共同的变化规律，把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样也驳斥了司马光等人的祖宗之法不能变的谬说，为变法革新找到了理论依据。

　　王安石在教育上主张学以致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强调崇实尚用、专而不杂和文武并举的教育特色。为了实现变法成功，王安石在变法实践中糅合儒、法、墨、道、释等各家思想，既继承了先秦时代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遵照孔孟的教导行事，又吸收了法家思想，倡导礼法治国，使儒法学说，成为其变法思想的主要来源。在王安石看来，人才就是“经世致用”之才，国家兴学办教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学用合一人才，为学为文要有补于世。既要懂得“经术”理论知识，又要有解决纷繁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主张文武并举，反对“文武异道”，既能做到通晓“朝廷礼乐刑政之事”，也能做到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崇尚朝廷实用的礼法、乐教、刑罚、政令，反对“重章句轻涵义”，只注重文辞毫无实际用途的“无补之学”，所以在教学内容选择上，王安石提出：“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无不在于学。”过去以科举为导向培养出来的人才，“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无法真正为国家发展作贡献。在教育理念上，王安石认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要有符合各方面所需人才的稳定来源，要为国家培养所需要的专业性人才，故而人才的培养应以学校为主而不能以科举为主，使“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只有这样才能为国家培育出真正的治国人才。

　　王安石根据多年地方官实际经验和长期学术研究,认识到人才是国家的栋梁，关系到国家兴衰荣辱。在王安石看来，民富国强的关键是唯才是举，要培养“经世致用”人才。“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已而衰，古今之道义，流俗所共知耳”，“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可见，王安石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有着深刻的认识。

　　改革科举废除明经

　　科举制度自隋唐建立以来，到北宋初期逐步得到完善，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王安石变法时期，旧有的科举取士制度不能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选拔的人才也往往与社会实际脱节，成为社会无用之才。王安石为适应变法需要，在推行变法中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华而不实的诗赋词章取士制度，选拔一些经世致用的人才为国家服务。

　　科举改革是熙宁变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开始推行变法。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改革科举制度法令，废除死记硬背的明经诸科，明确规定不再录用只会吟诗作赋之人；改革考试内容，要求考生联系当前实际参加经义策论考试，录用懂得经世之术对社会有用之人。增加进士科名额，让更多参加科举士子有机会参与国家治理。由于北宋沿袭隋唐科举取士的旧制度，造成当时人才匮乏，王安石推行科举改革目的主要是扩大人才选拔范围，让一些真才实学的人才脱颖而出，顺应变法需要。

　　王安石科举改革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改革内容，废除旧明经诸科，将旧有的诗赋、帖经、墨义等进士科考试项目加以废止，正式罢诗赋而代之以经义。参加进士考试的考生，任选《诗》《书》《易》《周礼》《礼记》中的一种参加考试，谓之“本经”或“大经”，并要考“兼经”，《论语》《孟子》为“兼经”；二是改革形式，策论考试分四场进行：第一场考本经中的一经，第二场考兼经，第三场考试论一首，第四场考时务策三道；三是扩大名额，以前学习明经诸科的士子，都改成考进士科，增加进士科名额，将进士录取分为一甲到五甲五个等级。

　　王安石推行的科举制度改革，打破了常规录取进士的传统，注重人才的实际能力，要求阐释经义与议论时事相结合，开始以经、义、论、策取士，选拔具有一定行政能力的人才来管理社会事务。此前，科举制度注重诗赋韵律，考试内容十分重视诗歌的用韵、对仗、词才、用典等，形成了追求形式美和学问化的西昆体诗风。在王安石科举改革以后，科举考试内容开始转向，重视议论和道理的阐发，注重考生用儒家思想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文风开始朝散文化、哲理化风格转变。这种长于议论、明白晓畅的文风更能契合社会现实需要，对此前只重视背诵儒家经典与诗赋的考生是致命打击，从而鼓励引导考生注重锻炼自己的政治才能，增强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王安石变法虽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其变法成果基本上也消失殆尽，但科举改革的成果大部分得以保留，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对北宋以后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产生了重要影响。

　　整顿太学创立三舍

　　王安石变法除了改革科举考试制度，还整顿太学，在州郡广设学校，为社会培养更多需要人才。

　　1.整顿太学。宋初以来，太学一直徒有空名，学生较少，管理不善。在宋神宗以前，太学由保守派官僚把持，成为反对变法的舆论阵地，各级学校也没有取士权，与朝廷没有直接联系。王安石执政以后开始整顿太学。一是改组太学，将颜复等旧学官全部撤职，任命陆佃、沈季长等变法派作学官。太学从此按照变法派主张行事，成为变法派造舆论、育人才的重要场所。同时，对太学内部规章也做了一些调整，学生名额增至一千人。二是鼓励兴办学校。中央和郡县举办各级各类学校，除了中央太学得到了大力发展以外，地方教育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呈现出“学校之设遍天下”的喜人局面。学校严格挑选教师，培养各类人才，成绩优秀者不再经过科举考试，可以由政府授直接授予官职，使学校成为向国家输送人才的主要场所。三是恢复和创设武学、律学和医学等专门学校，以培养专门人才。并在州县广设学校，学官由朝廷委派，定期考核。为保证办学经费，每州给田十顷为学粮，使地方学校有了很大发展。

　　2.创立三舍法。三舍法是王安石科举改革的重要内容，规定在校学习优异者朝庭可以直接授官，使学校具有取士权，从而打破了科举取士的垄断。熙宁四年(1071年)，为整顿太学,王安石推出学校与科举相结合、并行取士的三舍法，开始对太学进行改革。“三舍法”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个等次，可以由低到高依次提升。学生入学后先编入外舍学习，定期试其行艺，优秀者可以依次升入内舍及上舍。外舍每年可以参加升舍考试，考试合格，并不能直接升舍，还要参考平时的操行及学业成绩，凡列入一、二等者，才能升入内舍学习。内舍参加升舍考试，若成绩达到优平二等者，再参考平时成绩及操行，可以升入上舍学习。上舍学习两年，期满进行毕业考试，学官不参与，由政府派员主考。成绩评定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试”。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年限及条件下，外舍可以升入内舍，内舍可以升入上舍；上舍考试成绩优异者可以直接授官，中等者直接参加殿试，下等者直接参加省试。但官员子弟可以免考试即时入学，而平民子弟需经考试合格入学。这样一来，不仅提高了学校的地位，使学校具有取士职能，而且也将学校变成了选择官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舍法创立和实施,不仅完备了北宋的考试制度,而且健全了宋代的教育学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一是利用学校教育取士拓展了寒门学子的上升通道，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门第等级之限，广泛吸纳了各阶层人士，成为推行变法的新生力量。二是采取分舍教学，将学生水平大抵相当的集中在一起，便于集中教学和统一管理，反映了班级教学的特色。三是首次将“积分制”纳入学生成绩评定，学生日常管理采取“行、艺”等级记分，能够比较全面和客观地评定一个学生。

　　编写教材统一用书

　　王安石为推进改革，创立荆公新学，主持修撰《三经新义》，为完成变法事业奠定思想基础。

　　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及第后，在任淮南节度判官的三年时间里，著有《淮南杂说》一书，在学坛引起巨大反响，“著《杂说》数万言，其言与孟轲相上下”(《郡斋读书志》卷四下《王介甫临川集》)。这是王安石创立“新学”的开始。嘉祐八年冬至治平四年秋(1063年～1067年)，王安石居丧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在那里聚徒讲学。后来推行新政时，完成了《三经新义》的编著，标志着王安石学派的完成，被称为新学，不久成为宋学中的最大学派。王安石后来被封荆国公，史称王荆公，因此他的新学也称荆公新学。

　　王安石在推行三舍法的过程中,为统一思想，根据学用一致原则，设置经义局，组织王雱、陆佃等人对传统教材《尚书义》《诗义》《周礼义》重新进行训释，经过二年多的努力，编成了《三经新义》一书，并颁布给学校作为学生的必用教材。《三经新义》通过训释经义，阐明义理，反对章句传注的烦琐学风，开宋儒义理之学先河。熙宁八年，王安石呈上《三经新义》，神宗随后颁行于学校，希望改变空洞无物的考试内容，来选拔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实用人才，从而振兴北宋王朝。《三经新义》以新的角度解释经书，鼓励人们对经义自由发挥，用经义解决现实问题。这对以后的经学发展起到促进和革新作用。元佑二年(1087年)之前，《三经新义》一直作为科举考试应试的内容和标准，选拔了一批经世致用之才为变法服务。随后，王安石亲自撰写“经义式”论文，作为士子的答卷模板。这种“经义式”论文逐渐成为新文体。

　　晚年王安石退居金陵作《字说》，又称《熙宁字说》，以“行政命令”颁行天下，作为学生的启蒙教材，并说:“教学必自此始。”王安石认为汉字以音、形包含着万事万物之理，具有一定的社会表象和政治意义，是推行道德统一的基本手段，需要从娃娃抓起。《字说》对汉字字义加以独特的诠释，来推行自己的经学观点。因此，王安石十分强调文字的考据和学习，认为要想正确理解经义,必须先从学习统一的文字开始，这样才能达到道德统一目的。

　　王安石创办荆公新学，主持编撰《三经新义》，在地方大力兴教办学，以学校教育代替科举考试，改变了当时崇尚辞赋的学风,开启了一代崇尚实用的新风，为我国古代教育发展写下了光辉篇章，使宋朝教育事业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对我国后世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来源：微信公众号“翻开江西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