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青年时代有矫世变俗之志,从入仕到拜相,经历十余年的地方官生涯,不论州、县,都“在一邑,则治善一邑”,施行改革和德政,惠及万民。王安石踏实治理州县,但眼光高远,并未局限于一州一县。当他登上飞来峰时,胸中充满豪情,“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诗句磅礴而出。
胸怀大志 高中进士
王安石在执政以前,常怀当世之志和治世理想。宝元元年(1038年),王安石父亲在江宁通判任上突然病逝,十八岁的王安石非常悲痛。在为父守孝期间,放弃了恃才傲物的文人生活,以“契”和“稷”两位古代圣贤为榜样,刻苦读书,立下以民为念、为民谋福的宏愿,要像“契”和“稷”一样以天下为己任,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业。成年后王安石对诸葛亮充满了仰慕之情,曾赋诗明志:“势欲起六龙,东回出扶桑。惜哉沦中路,怨者为悲伤。竖子祖余策,犹能走强梁。”诗句表达了效法诸葛亮遗策,继续诸葛亮未竟事业的宏伟志向。
庆历二年(1042年)春试,在839名考生中,王安石以优异的成绩进士及第。殿试中,王安石本来考中了状元。唱名前,主考官将状元考卷呈送皇帝过目,皇帝见文赋中有“孺子其朋”几个字,有以长辈的口吻教训皇帝之嫌,不高兴地说:“此语犯忌,不可以魁天下。”遂将第四名杨寘与王安石名次对调,杨寘高中状元。但王安石一生从未提起过自已曾考中状元的事,其敢于面对挫折的态度令人敬重。
初涉政坛 治善州邑
1.签判扬州,资政幕僚。进士及第后,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任职淮南判官,以资佐理,掌文书事务,治所在今扬州,这是王安石出仕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
庆历五年(1045年)三月,韩琦在扬州担任知州,王安石也就成了韩琦的幕僚。韩琦与王安石的相处由最初的误会到欣赏,最终发现了王安石的才能。韩琦一开始怀疑王安石是一个晚上经常饮酒放荡之人,但在看过王安石的文章之后,两人经常讨论时务弊端,发现王安石非常有才华,而且他也并非夜夜笙歌之人,就尽力栽培王安石。可以说,韩琦既是他的好友也是贵人。后来韩琦与欧阳修经常在宋神宗面前谈论王安石的才华,才让王安石进入了宋神宗视野,为王安石日后变法奠定了政治基础。
初入仕途的王安石,充满了理想和锐气。在扬州任上,王安石仅是知州韩琦手下的幕僚小官,主要协助处理州府行政长官的一切事务,这是一份比较重要而又繁忙琐碎的工作。但他到扬州赴任后不久,写了《上田正言书》,敢于批评那些大官们尸位素餐,对于官场中的一些弊端和百姓困苦有了更直接的感性认识。这时期,王安石白天理政,晚上读书,并将一些读书心得和思考,结合实践经验记下来,写成了《淮南杂说》,对一些社会问题有自己的思考。扬州签判虽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熟悉了实情,积累了经验,可以说是王安石人生理念的形成期 。
2.鄞县新政,改革试验。庆历七年(1047年),在扬州工作5年后,26岁的王安石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调为鄞县知县。王安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用平生所学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政治理想。
王安石一到鄞县,奔走全县14个乡,深入城乡勘察民情,沿途视察山川地形,拟开河治水,化害为利。为了避免扰民,在这一个月的视察过程中,王安石吃住都在寺庙,写成《鄞县经游记》,然后根据鄞县的县情,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先是上书两浙转运使,陈述水利之要,制订治水规划,重点主攻东钱湖的治理。接着,带领百姓开渠排涝,蓄水防旱,加固海堤,治理东钱湖;组织十余万民工除葑草,浚湖泥,立湖界,置禊闸陂塘,筑七堰九塘。从此以后,“七乡三邑受沾濡”,“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
王安石在鄞县还推行青苗法,解民燃眉之急。即在春季青黄不接的时候,贷款借粮给贫苦农民,收取少量利息,既帮助农民免受高利贷盘剥,发展了农业生产,又增加了政府收入。这样一来,可以帮助这些穷人躲过地方豪强的重利盘剥。清代学者蔡上翔称赞道:“其爱民恻隐之心,筹画利害之明,虽复老成谋国者弗如。”
王安石十分重视教育,敬重乡贤,兴学重教,大力培养人才,为民办实事,在当地创建了历史上第一所官办学校——鄞县县学,并请名师杜醇担任县学教谕。王安石十分关注民生需要,切实解决民众实际问题,“垂意斯民”,上书转运使,为民请命,坚决抵制“收盐”(即禁盐)这一苛捐杂政,给民众带来切实的好处。
3.力辞京官,任职舒州。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春,鄞县任满,王安石上京述职侯迁,授殿中丞。不久,朝廷根据地方官转任京官的惯例和宰相文彦博的推荐,诏令王安石参加由皇帝主持的考试,如合格即可调进京城担任馆职。王安石上了《乞免就试状》,力辞京官之选,请求留在州县。
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通判舒州。舒州任上,恰逢年年饥荒,百姓生活十分困难。王安石怀着爱民忧国之心,深入民间开展调查,探究弊政根源,看清了豪强兼并是造成国弱民穷的主要原因,表达了关切民生疾苦的治国理念,更加坚定了变法的决心。王安石担任舒州通判三年,当地官府与豪强垄断市场,戕害百姓,使这块昔日“土沃人良耕”的地方,出现了“百室无一盈”的情景。面对平民百姓困苦不堪的现实,王安石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也开始思考如何解除农民困苦,破解当时经济困局的治国良策,为他日后在变法中采取调整中央机构,另设三司制置条例司,裁减冗员等找到了依据。
4.常州知州,江东提刑。嘉祐二年(1057年)四月,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在常州只呆了半年多时间。
当时的常州多次遭受旱涝灾害,百姓困苦不堪。王安石一到常州就想开凿运河作为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造福百姓。但常州府下面各县对开运河的积极性并不高,使得运河难以开挖。加上秋季雨水太多,民工苦于劳役,甚至出现了民工死亡的现象,工程不得已而停下来。王安石对此非常懊悔。
嘉祐三年(1058)二月,王安石由常州知州升任提点江东刑狱。这时,茶叶和盐铁一样实行官营,百姓深感不便。朝廷拟废除茶叶专卖的《榷茶法》,但遭到一些官员和官商的反对。为此,王安石写了《议茶法》和《茶商十二说》二篇重要文章,用大量具体事实说明旧茶法的种种弊端和危害,支持朝廷废除《榷茶法》。王安石提出废除茶法的建议被朝廷采纳,改革了原来不利百姓的茶叶专卖制度,减少了狱讼纠纷,为江东人民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上万言书 述报国志
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王安石回到朝堂,担任三司度支判官,开始认真思考国家的财政问题,结合自己入仕以来的所见所闻,撰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言事书》,呈现给仁宗皇帝,被看成王安石变法的最早蓝本。
王安石《言事书》
在万言书中,王安石列举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享乐,不求改革进取,终于走向覆灭的事例,警醒仁宗皇帝不能安于现状,要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面检视,并对时政积弊大力进行改革,实行变法图强,从而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不然,宋王朝就像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一样,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宋仁宗虽然很赏识王安石,对于变法却无兴趣,王安石的万言书被束之高阁。但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得到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热烈呼应,一批士大夫期待王安石能早日登台执政。
《上仁宗皇帝万言书》被梁启超称为“秦汉以下第一大文”,不仅可以看作王安石要求革新变法的纲领性政治论文,而且也可以看作其人才政策和方略的基本设想,为推进变法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来源:微信公众号“翻开江西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