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虹 张雷：白居易遗爱在九江

　　白居易遗爱在九江

　　朱 虹 张 雷

　　（白居易画像）

　　一支浔阳琵琶曲，占尽天涯无限泪。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诗《琵琶行》，情词兼美，情景交融，情乐并茂，被誉为“古今长歌第一”。诗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触动古今中外无数愁肠。不仅在当时“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拥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句尾“江州司马青衫湿”更是将古代的江州郡，也就是今日的九江市，推到了时人视线焦点中，为千万人所诵。

　　不过江西人看《琵琶行》，真有点又爱又恨。既自得于这一段千古留名的风雅纪事，发生在九江，发生在江西人引以为豪的大江大湖之上，又对诗中“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的地理环境，和“浔阳地僻无音乐”“呕哑嘲哳难为听”生活品质的评价心生芥蒂。

　　其实大可不必，白居易谪居九江的这段时期（815——819），头尾算上是5年，实际居住时间为3年5个月左右，江西山水与九江风物给他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是他较为顺遂的官宦生涯里极为特殊的经历，也是他人生关键的转折期。

　　白居易留下了约3000多首诗作，与九江相关的高达370多篇，占生平创作的十分之一强，远远超过他外放在忠州苏州杭州期间的总和。其中，更有《琵琶行》《与元九书》《庐山草堂记》这样重量级的代表作。可以说，贬谪九江的日子，让白居易的政治观、人生观、文学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他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家素来将被贬江州作为他创作历程的分水岭。

　　白居易为何被贬九江

　　他在九江做了什么

　　他又给九江留下了什么

　　这三个问题是今天我们关注白居易

　　作为江州司马的这一段历史

　　从心而发的追问

　　一、非贤非愚非智慧，不贵不富不贱贫——乐天其人

　　（白居易画像）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作有《长恨歌》《琵琶行》等。白居易所处的年代为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其时藩镇割据、宦官弄权、朋党倾轧，期间虽有过“中兴”的希望，但是旋即破灭，难挽颓势。白居易的文学创作既是这一历史时期的真实映照，也是他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个体生命的思考和记录。他与元稹共同倡导“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新乐府运动，他“无题不能入诗”的丰富著述，他关心时事也观照身心的闲适诗想，他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的诗作，为他赢得“诗魔”和“诗王”的头衔，与李白、杜甫共尊为唐代三大诗人。

　　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白居易的家族是“世敦儒业”的官宦之家，祖父（巩县县令）和父亲（襄州别驾）官阶虽不高，却极为注重文化教养。

　　白居易少时正值藩镇之乱，为避战乱，寓居宿州符离（今安徽宿州符离镇），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时光。由于北方战乱频繁，他从十一二岁起到吴越一带避难，奔走南北，对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有深切的体察。白居易十五岁开始发愤读书，非常刻苦，读书读到“口舌成疮，手肘成胝”。相传他16岁就写出了“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的名句，却囿于家境困窘，迟迟不能参加科举，直到799年在安徽宣州参加乡试，得到宣歙观察使崔衍推举，才得以进长安应进士试。次年便以第四名的成绩进士及第，踌躇满志，挥笔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803年，他又考中了朝廷吏部的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从此步入仕途。

　　白居易作为一个朝中无亲故，以进士出身的寒门庶族，他的仕途和李白杜甫甚至同时代诗人相比，可算顺遂，以正三品的刑部尚书退休，晚年闲居洛阳，75岁病逝。他在生前就已盛名称天下，冠盖满京华。

　　白居易以“乐天知命，闲适身心”自诩，“非贤非愚非智慧，不贵不富不贱贫”，后世评论白居易的这种闲适官宦生涯，是在被贬江州之后，他深思熟虑创造性地采取“吏隐”的人生态度而谋求得到的。

　　那他为何被贬江州呢？

　　二、昔为京洛声华客，今作江湖潦倒翁——被贬江州

　　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在长安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这个职位掌传令、讽谏、赞礼仪、教授诸郡王（指太子之子）经籍，一个与权力中枢颇有距离的官职，对于曾任左拾遗官职的白居易来说，这个职位是皇帝对他的一种训诫。

　　元和十年是中唐一个特别的时期，首先这一年发生了有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以王叔文、王伾为首，主张打击宦官势力的新政，仅仅持续了146天就宣告失败，他们麾下的八名干将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俱被贬为州司马。七天之后，白居易的挚友元稹被贬通州（四川达县）。

　　白居易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新政，但是他任左拾遗期间，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朝廷各项政策的不足进行劝谏，还创作大量讽喻诗，矛头直指权贵、宦官和藩镇，埋下祸根。他自述“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闻《乐游原》，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与元九书》）。

　　（唐宪宗画像）

　　权贵近臣们恼恨白居易，而一直喜爱白居易才情因而破格提拔他的唐宪宗，也因为白居易几次直言劝谏，对他有所不满。《新唐书》和《旧唐书》都记载了唐宪宗对旁人怨言，白居易这小子是朕亲自提拔的，可他居然对我无礼，我必要斥责于他。幸亏当时翰林承旨李绛在旁，他和白居易交情不错，婉言劝解，唐宪宗才没有发作，但从此有意将白居易调离谏官的职位。

　　810年白居易左拾遗任满，唐宪宗借着给他升职的名义，让白居易调为京兆府户曹参军。第二年白居易的母亲去世，他回下邽服丧，离开了权力中枢，也离开了皇帝的宠眷。814年，白居易三年服丧期满后回到长安，只谋得了太子左赞善大夫这个职位，这是皇帝的属意。

　　元和十年6月3日，“二王八司马”事件仅数月之后，一件亘古未有的大事轰动朝野：当朝宰相武元衡在上朝路上被刺客杀害，刑部侍郎裴度重伤。据说刺客还到处撒传单“勿急捕我，我先杀汝”，嚣张至极。惊天血案一出，百姓大骇，人心惶惶，这两位都是朝中主张对藩镇用兵的主战派，如果反应不当，恐怕朝廷对淮西藩镇的政事会有变故。

　　白居易虽不再任谏官，但他一直关注时局，忧心朝事，认为“朝廷有非常事”时自己有责任发声，他也知道一旦出头必有不妥，但是他自问“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矣！谓之妄，谓之狂，又敢逃乎？”他第一个上疏要求急捕凶手，以雪国耻。结果被斥为“越位”，“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说谏官御史还没有论请，赞善大夫“何忧国之深也”，于是“奏表为江州刺史”，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这还不够，被白居易的诗歌针砭得体无完肤的权贵近臣们纷纷射来暗箭，有攻击他浮华无行的，有牵强附会说他母亲看花落井身亡，他却作《赏花》、《新井》诗，是为不孝的。真是“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与元九书》）最后中书舍人王涯添上最后一块石头，说他行为不妥，“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三、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琵琶行》的诞生

　　江州司马是个什么官职？

　　在唐代，对于江州这样一个人口四万以上的上州而言，设置了刺史（从三品）一名，别驾（从四品下）、长史（从五品上）、司马（从五品下）各一人，余下不提。白居易贬官前的太子左赞善大夫为正五品上，任江州司马确实是贬了职。而且司马这一个官职名为副职，行政上主管军事民防，实际上由于中唐以后，地方藩镇实力强大，刺史可以自行聘用幕僚，组建一套管理班子，所以长史和司马都成了非领导职务，只相当于巡视员。白居易自叙“司马之事尽去，唯员与俸在”“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案牍来时唯署字”，唯一的工作就是签字。

　　这是白居易人生的最低谷。唐朝规定，凡被贬谪的官员，诏书下达的隔日必须启程，不许逗留，而且要“日弛十驿以上”，三十里一驿，一天要走三百里。

　　朝廷任职诏令下达第二天，白居易就匆匆离开长安，前往九江。他走得很狼狈，农历八月初动身，十月初到达江州。

　　从长安到江州，顺汉水而下，过襄阳、抵长江、到浔阳，旅途的后半段全是水路，江南多风雨，正值一年中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时节，他乘着小周船一叶，飘摇于江湖风波中。强烈的抛弃感、挫败感、孤独感、无力感和对前途未知的恐惧感，深深地缠绕着他，这一路上他写了52首诗。

　　越不安越作诗，越不平越写文，白居易以敏锐的思考和多情的咏叹，与命运对抗，与自己精神中的负能量对抗。此时距离他写出《琵琶行》还有一年时间，从创作的角度来说，《琵琶行》的胚芽已经孕育，但是还要等他到江州，等他安排好俗世的负累和牵挂，等江州的山水为他洗去风尘垢污，他不再逞强，不再激愤，世间的荣辱悲欢都不再搅乱他的心灵，那动人的诗情才会瓜熟蒂落，绝世而立。

　　白居易其实知道，就贬谪地而言，江州不差。

　　（九江市烟水亭）

　　江州（今九江市），距长安四千里，居长江中下游，《尚书•禹贡》记录“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长江、汉江大水滔滔奔流向海，在“九江”众流归一，可见水势之澎湃宽广。秦始皇一统天下时，将包括今天的安徽、河南淮河以南地区、湖北东部、福建西北部和江西大部列为九江郡。西汉时为扬州柴桑，晋武帝司马炎时划为江州，又有湓口城之称。到了白居易所在的唐朝元和年间，江州属江南西道，据白居易同时代的《元和郡县图治》记录，元和期间有户籍17945户约10万人，在1000多万人口的唐朝人口占比其实比今天还高。

　　江州治所在浔阳，世传是西汉大将灌婴于公元前201年所筑。灌婴是刘邦手下一员猛将，后来位及丞相，眼光开阔，他一口气在江西筑了南昌、九江、宜春、赣州等城市，可称江西城建之鼻祖。他在浔阳还掘了一口井，为市井繁华筑下了基础，可见此处不凡。

　　九江为江西北大门，北临长江，坐拥鄱阳湖，西北有汉江联长安、通巴蜀，南面有唐初张九龄拓宽的大庾岭商道可越闽禺，联络东西、贯通南北，是一个物资集散、移民汇聚的的水陆交通码头。南北朝以来受益于“衣冠南渡”“安史之乱”北方士庶举族南迁，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生不息的劳动力注入，使得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江南地区逐渐得到发展。

　　这里“左匡庐，右江湖，士高气清，富有佳境”（《江州司马厅记》）“地少瘴疠，乃至蛇虺蚊蚋，虽有甚稀。湓鱼颇肥，江酒极美。”（《与微之书》）还是陶渊明故里，有庾亮登过的高楼。山水滋润，风景优胜，物产丰盛，再加上江州刺史崔能有礼有节，亲自到江边以朱轮车迎接白居易。长官的优待，司马官职的闲散，白居易得到了一个较为优容的身心空间。

　　初到九江的三个月里，闭门不出，借口整理行李和诗稿。他在灯下检点书箱，编撰文集，对自己的过往履历、生平取舍、文学倾向进行深刻的剖析，并写成《与元九书》，凝练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理论。他把眼光放大，可以审视人生际遇、宦途得失；他把视野放长，可以盘点文章千古、进退去留。他听着浔阳江畔的浪涛，神思驰骋在曲折蜿蜒的大河之上，决定也将效仿河流的开泄转向，从“志在兼济”转向“行在独善”，他要从诗歌“美刺”的社会功利性，转向更贴近人间与人民。

　　理清楚了乱麻般的思绪，白居易虽然情感上仍然无法释怀，但是向来乐天的他，随着春天一到，九江的山水、风物、人文都使他心神荡漾，兴致勃发。他正当壮时，年纪在45左右，腿脚灵便，又是从政后第一次有足够的闲暇可以远游，司马一职的名头在地方上还是响亮的。

　　白居易拄着他的红藤杖，优游九江山水名胜，“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由是郡南楼山、北楼水、湓亭、百花亭、风篁、石岩、瀑布、庐宫、源潭洞、东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马尽有之矣”（《江州司马厅记》），脚印遍及浔阳城内外，连不在江州范围内的建昌区域也去了。他游得很细，当时还没开发的大林寺、北香炉峰等地他也登山游览了一番。再加上九江山水佳盛，高僧逸道文友倾情相招。如果碰上春秋佳日，天时地利人和，由不得白居易游兴和诗兴大发了。

　　（白居易长诗《琵琶行》）

　　要问九江的山水对白居易的情绪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该诵读《琵琶行》。细细去读充盈着泠泠水气和淼淼江浪的诗句，字里行间浸透着江湖码头的生活气息，来去倏忽的舟楫商户，飘零和繁华并存、萍聚与离散伴生的人间世情。只有在九江的水边才会产生这样的相逢，只有在江边深切生活过的敏感的心灵才能营造出这样的意境，也只有搁浅在人生困境里抽离出来的白居易，才能把握住似水光阴里稍纵即逝的永恒的一瞬。

　　将《琵琶行》与白居易年轻时的成名作《长恨歌》稍作比较，更能体会到这首传世之作的隽永魅力。《长恨歌》是一出“好莱坞式”的大制作巨片，它以翻天覆地的“安史之乱”为背景，以风流帝王与绝佳美人惊世骇俗的爱情纠葛为主题，以三千粉黛和天下群雄为陪衬，场地布景豪奢华丽到糜烂，故事情节上天入地到离奇，其中更有香艳入骨的场面、惊天动地的厮杀和旷古烁今的悲剧结局，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诗句辞藻华丽如缀锦联珠，摹情写景仪态万千，如盛唐一般气象恢弘。

　　（陕西实景舞剧《长恨歌》）

　　《琵琶行》则去除一切华丽布景和离奇情节，一切戏剧俗套和繁复背景。一切都是极简，简单到了一幕剧，一个地点，两个人物，其他都是虚写，好像一道追光在茫茫江夜罩住了这条船，除此之外的世界化为虚无，浩瀚的时光里只有江上两条船的靠拢又分别，短暂的交织又相忘于江湖。这是一种哲学般的抽象，它的高明就在这里。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大珠小珠落玉盘”，“幽咽泉流冰下难”，“银瓶乍破水浆迸”，都是水的意象。“浔阳江头夜送客”，“别时茫茫江浸月”，“唯见江心秋月白”，“绕船月明江水寒”，“移船相近邀相见”，“去来江口守空船”，所有的场景都紧扣住江夜。

　　这个江夜不是桨声灯影里流动脂粉香的秦淮河，没有那么喧闹温软；不是二十四桥明月夜的瘦西湖，没有那么狭窄温暖；不是“烛天灯火三更市，摇月旌旗万里舟”的武昌，没有那么雄浑热闹，它有大江大湖的开阔又有偏居一隅的冷清，它充斥着南来北往的商旅，又有风平浪静可以停泊数月的港湾。它是工匠商贾通行无碍的天堂，也是恋栈庙堂之士的天涯。

　　怎么将这种与世相隔，尤其是和京都的繁华光明天壤之别的冷落感受表现出来呢？白居易选择了音乐这个载体。

　　在孔子倡导的儒学正统体系中，音乐是可以“通政、治道、修身、养心”的君子素养，而唐朝有唐玄宗热爱音乐并且亲自教导三千梨园子弟，整个国家的音乐水准都是很高的。这也是白居易为什么选择用音乐来表述“贬谪之意”的一个原因，“大雅久不作，吾哀竟谁陈”的意思。以很久没有听到京都的琵琶演奏，来表达自己贬谪到偏远之处以后，已经是个与世相隔、沦落天涯的落后分子了。

　　《琵琶行》更为打动人的原因，是诗人将自己的社会存在降到很低，将世间非常重要的伦理稀释得很淡，人和人之间在这首诗里几乎没有隔阂。社会阶层的差异、贵贱身份的分别、主客宾朋的亲疏，这个江夜里都给人世间惺惺相惜让位了。做官的白居易和嫁作商人妇的乐伎是平等的，他们的人生遭遇是平等的，他们的痛苦感情是平等的，他们的飘零命运是平等的，这太奇妙了。

　　(《琵琶行》配图）

　　在《琵琶行》里，送客的白居易原本“主人在马客在船”，当琵琶女出现以后，“移船相近邀相见”“东舟西舫悄无言”这两句诗显示白居易也下马上船了，他们都成了江夜上飘摇的人，抛弃了所有被叠加的社会属性，坦诚相见。这才是这首诗最感人所在。当白居易脱去了所有的外壳，骤然一轻，他就会明白贬谪是一种社会属性，政治理想也是一种外壳，都不是人生而有之的自然属性。只有将自己坦诚到只剩下最基本的同情，才能明白这个道理。于是，那个瞬间，白居易终于释然。

　　白居易通过《琵琶行》奏出了冲破自我囚困的最强音，脱去了被贬失意的沉枷，贬谪的负面情绪到达一个高潮后，开始回落。不愧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白居易，他承认了“有贬谪意”后终于挣脱出来，看看九江这个地方，看看身边的山水，看看余生要行向何处。

　　他决心不再重蹈覆辙去追寻权力的游戏，他需要一个新的理想，一个时时在朝堂之外逗引他的念头，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朝堂之外追求的不二之选——隐居。

　　（庐山秀峰瀑布）

　　陶渊明的故乡田园和坟墓，甚至门前的五柳他都怀着仰慕去瞻仰拜访过了，道教与佛教的圣地之一庐山他也认认真真地游览过了，他开始思考自己的隐居理想该如何施行，是像陶渊明一样辞官回故乡归田园居，还是像王维买下辋川别居一样在庄园里休憩？

　　迷茫中，庐山给了他灵感。庐山又名匡庐，传说在殷周时有异人匡氏兄弟隐居山中，依岩结庐而得名。

　　是不是可以效仿前人，在庐山建一座草堂呢？

　　四、匡庐便是逃名地，司马仍为送老官——流连庐山

　　白居易对建房子有一种执念。

　　关于白居易早年的成名作《赋得古原草送别》，江湖上一直流传着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彼时白居易还是籍籍无名的赴考少年，少不得到处向大人物投帖干谒以求评鉴。文坛名宿顾况展卷一看帖上“白居易”的名字，就幽了一默：“长安物价正贵，恐怕居不易！”再往下看，首篇就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不禁叹赏：“能写出如此的诗句，居亦易！”

　　故事只是故事，事实上一直到白居易贬谪九江，他还没有拥有一座自己的房宅。他在《卜居》中感叹说:“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少年时辗转飘零，中年时宦海沉浮，白居易对于构成身心安适空间的房屋，一直有着非比寻常的渴望。他创作了超过160首以房屋空间为主题的诗文，这在整个唐代诗人里都是罕见的。

　　（庐山草堂）

　　白居易在庐山营建草堂，既是源于政治理想破灭后，他想以构建理想中隐居之所的方式，来重新构建自己的信仰，就像陶渊明创造桃花源，柏拉图描绘乌托邦。还有一种重要的原因是庐山的风景，完全符合他的理想。

　　白居易对庐山一见钟情，简直是宿命般的相遇。他在给元稹的信里描述这种心动“仆去年秋始游庐山，到东西二林间香炉峰下，见云水泉石，胜绝第一，爱不能舍。因置草堂……每一独往，动弥旬日。平生所好者，尽在其中。不唯忘归，可以终老。”他评价庐山的云水泉石以压倒性优势胜绝第一，他平生所喜好的景物这里全都有，不仅使人流连忘返，而且想终老此地。

　　从第一次上庐山，也就是写出《琵琶行》的816年，白居易就在诗中时时透露出要在庐山建草堂的想法“或拟庐山下，来春结草堂”“拟近东林寺，溪边结一庐”。来年春天，他果然在东林寺与西林寺之间，香炉峰的北面和遗爱寺的西边，营建了庐山草堂。

　　在白居易写的《草堂记》里，我们知道这座草堂大至营建位置、风水阴阳、房屋结构、庭院景观、建材用料，小到装饰风格、家具种类、器物摆放，他都亲自设计安排，可以说庐山草堂就是白居易艺术审美和生活情趣的一种具体呈现，是他安放躯体和灵魂的圣殿，也是他对于朝堂和官署所代表社会功利的一种対立。他以返璞归真的庐山草堂来对抗世俗道德的冠冕堂皇。这是一个“逃名地”，也是“别造一世界”。白居易在草堂居住身心泰然，“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每次前往都要盘桓十数日，可谓是灵魂居所，白居易命名为遗爱草堂。

　　（毛泽东手书《长恨歌》）

　　草堂在春天落成，白居易在3月27日入住，4月9日他的文朋诗友以及东西二林寺长老等22位朋友前来庆贺，然后他们从草堂出发，赏桃花，登香炉峰，宿大林寺，身心怡悦。这一天白居易兴奋不已，诗情勃发，他写了《草堂记》《游大林寺序》《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等诗文，还随口就作了一首千古流传的绝句《游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这首诗看起来是即兴口占，以通俗易懂的文字，描述了一个奇特的自然现象。它之所以跨越几千年还让人津津乐道的，不仅是妙手天成的语言，琅琅上口的韵律，还是短短28个字里诗人精心营造的“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折和关于“春归何处”的设问解答。令人颇觉别有意味的是，为何偏偏是桃花，又为何与桃花的邂逅，类似于陶渊明笔下武陵渔人遇见桃花源？假如把“春”解释为理想国，人间的芳菲已尽，庐山的桃花却在盛开，人间的理想无处追寻，盛开着桃花的庐山是不是另一个桃花源，乱世里“不知魏晋”的桃花源是不是另一种春天？

　　写在庆贺白居易庐山草堂落成这一天的这首诗，大有深意。他从草堂出发遇见大林寺桃花的这个过程，这条路，和武陵渔人遇见桃花源的境界何其相近，不同的是，武陵渔人不懂得桃花源的可贵，而白居易懂得。白居易这一首吟咏大林寺桃花的诗，是对陶渊明的一次致敬，也是一种继承。他经过营建庐山草堂，寻访大林寺，无意间遇见错过人间季节的桃花，完成了对贬谪这一人生重大挫折的接纳、消化、沉淀和新生。于是，我们才能看见历史上那个始终豁达的白乐天，那个用不一样的视野和创作手法豪吐三千首的诗魔，那个无微不至无所不写登上唐代文坛制高点的诗王。

　　（庐山花径公园）

　　为了纪念这一天，人们将白居易遇见大林寺桃花的地方命名为“花径”。今天南来北往的游客慕名前来追寻白居易的诗踪遗迹，走进庐山花径公园，这里花径如故，草堂俨然，还能瞻仰到1930年出土的“花径”石刻，据传为白居易当年亲书。由著名雕塑家王克庆雕刻的白居易塑像作吟咏状，生动还原了时光片羽中，诗人惊艳于庐山春光之美的灵机一动。

　　五、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遗爱九江

　　元和十三年（818年），江州司马白居易在九江住满三年后，早年的好友崔群任宰相，在他的帮助下，白居易等来了一纸调任忠州刺史的诏书，这是他起复的信号。两年后，提拔白居易为近臣又贬谪他到江州的唐宪宗去世，继任的唐穆宗对白居易的文才十分仰慕，曾经一天之内三次下诏给白居易升官。从此后白居易宦途平顺，富贵终老。

　　白居易被贬九江时来得满心不愿，离开九江却走得恋恋不舍。818年腊月得到任命，次年三月才启程前往忠州。在九江的三年多，他编撰了文集，确立了将来的人生道路，尝试了或淡泊质朴或浪漫飘逸、或言简意深或率然成章的文风，认识了相交一生的朋友。在这里他迎接了三个女儿的到来，又送走了如父般慈爱的长兄，悲欣交集，实难忘怀。还有庐山上的遗爱草堂，是他亲手选址亲手设计亲手营建，此处不只是遗爱，还是他理想的遗蜕。临走前白居易前往草堂告别，把诗文书稿交付东林寺长老，再三嘱托代为照看草堂，并留下《别草堂三绝句》。他说“山色泉声莫惆怅，三年官满却归来”，他认为自己终将归隐庐山，此去不过是暂别。

　　（九江东林寺）

　　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赴任途中特意到九江，上庐山，在草堂里安歇一夜，又匆匆离去，他感叹道“五年方暂至，一宿又须回”，不过“纵未长归得，犹胜不到来”《题别遗爱草堂兼呈李十使君》，只住一晚也聊以安慰。这时他还认为自己会“不能成一事，赢得白头归《重题别遗爱草堂》”。

　　二十年后（835年），白居易一直和九江的朋友保持联系，先后两次把编著《文集》交予东林寺收藏。三十年后(846年)，已近天年的白居易还念念不忘庐山草堂，梦想重游：“三十年前草堂主，而今虽在鬓如丝。登山寻水应无力，不似江州司马时。”

　　白居易遇上九江，九江以灵秀的山水浸润滋养了落魄失意的诗人，诗人则报以倾心吐胆的锦绣诗文和一生难忘的眷恋。白居易遗爱九江，遗留下他根据梦中的家园而营造的诗意居所——庐山草堂，他追寻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般的理想之路——花径，他贯通音乐圣殿与人生共鸣的艺术绝响——《琵琶行》，他调动巧思慧眼记录的世情百态——写于九江的300多篇诗文，他生前身后以一己之力对九江文化产生的波澜壮阔的影响力，应了他的诗“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是慈悲亦是爱，如东林寺的钟声，至今仍回响在九江的山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