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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虹 张雷:白居易遗爱在九江

2020-06-23 09:07:12  来源:新华网  编辑:李佳艺

  白居易遗爱在九江

  朱 虹 张 雷

朱虹 张雷:白居易遗爱在九江

  (白居易画像)

  一支浔阳琵琶曲,占尽天涯无限泪。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诗《琵琶行》,情词兼美,情景交融,情乐并茂,被誉为“古今长歌第一”。诗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触动古今中外无数愁肠。不仅在当时“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拥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句尾“江州司马青衫湿”更是将古代的江州郡,也就是今日的九江市,推到了时人视线焦点中,为千万人所诵。

  不过江西人看《琵琶行》,真有点又爱又恨。既自得于这一段千古留名的风雅纪事,发生在九江,发生在江西人引以为豪的大江大湖之上,又对诗中“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的地理环境,和“浔阳地僻无音乐”“呕哑嘲哳难为听”生活品质的评价心生芥蒂。

  其实大可不必,白居易谪居九江的这段时期(815——819),头尾算上是5年,实际居住时间为3年5个月左右,江西山水与九江风物给他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是他较为顺遂的官宦生涯里极为特殊的经历,也是他人生关键的转折期。

  白居易留下了约3000多首诗作,与九江相关的高达370多篇,占生平创作的十分之一强,远远超过他外放在忠州苏州杭州期间的总和。其中,更有《琵琶行》《与元九书》《庐山草堂记》这样重量级的代表作。可以说,贬谪九江的日子,让白居易的政治观、人生观、文学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他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家素来将被贬江州作为他创作历程的分水岭。

  白居易为何被贬九江

  他在九江做了什么

  他又给九江留下了什么

  这三个问题是今天我们关注白居易

  作为江州司马的这一段历史

  从心而发的追问

  一、非贤非愚非智慧,不贵不富不贱贫——乐天其人

朱虹 张雷:白居易遗爱在九江

  (白居易画像)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作有《长恨歌》《琵琶行》等。白居易所处的年代为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其时藩镇割据、宦官弄权、朋党倾轧,期间虽有过“中兴”的希望,但是旋即破灭,难挽颓势。白居易的文学创作既是这一历史时期的真实映照,也是他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个体生命的思考和记录。他与元稹共同倡导“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新乐府运动,他“无题不能入诗”的丰富著述,他关心时事也观照身心的闲适诗想,他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的诗作,为他赢得“诗魔”和“诗王”的头衔,与李白、杜甫共尊为唐代三大诗人。

  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白居易的家族是“世敦儒业”的官宦之家,祖父(巩县县令)和父亲(襄州别驾)官阶虽不高,却极为注重文化教养。

  白居易少时正值藩镇之乱,为避战乱,寓居宿州符离(今安徽宿州符离镇),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时光。由于北方战乱频繁,他从十一二岁起到吴越一带避难,奔走南北,对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有深切的体察。白居易十五岁开始发愤读书,非常刻苦,读书读到“口舌成疮,手肘成胝”。相传他16岁就写出了“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的名句,却囿于家境困窘,迟迟不能参加科举,直到799年在安徽宣州参加乡试,得到宣歙观察使崔衍推举,才得以进长安应进士试。次年便以第四名的成绩进士及第,踌躇满志,挥笔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803年,他又考中了朝廷吏部的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从此步入仕途。

  白居易作为一个朝中无亲故,以进士出身的寒门庶族,他的仕途和李白杜甫甚至同时代诗人相比,可算顺遂,以正三品的刑部尚书退休,晚年闲居洛阳,75岁病逝。他在生前就已盛名称天下,冠盖满京华。

  白居易以“乐天知命,闲适身心”自诩,“非贤非愚非智慧,不贵不富不贱贫”,后世评论白居易的这种闲适官宦生涯,是在被贬江州之后,他深思熟虑创造性地采取“吏隐”的人生态度而谋求得到的。

  那他为何被贬江州呢?

  二、昔为京洛声华客,今作江湖潦倒翁——被贬江州

  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在长安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这个职位掌传令、讽谏、赞礼仪、教授诸郡王(指太子之子)经籍,一个与权力中枢颇有距离的官职,对于曾任左拾遗官职的白居易来说,这个职位是皇帝对他的一种训诫。

  元和十年是中唐一个特别的时期,首先这一年发生了有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以王叔文、王伾为首,主张打击宦官势力的新政,仅仅持续了146天就宣告失败,他们麾下的八名干将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俱被贬为州司马。七天之后,白居易的挚友元稹被贬通州(四川达县)。

  白居易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新政,但是他任左拾遗期间,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朝廷各项政策的不足进行劝谏,还创作大量讽喻诗,矛头直指权贵、宦官和藩镇,埋下祸根。他自述“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闻《乐游原》,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与元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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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宪宗画像)

  权贵近臣们恼恨白居易,而一直喜爱白居易才情因而破格提拔他的唐宪宗,也因为白居易几次直言劝谏,对他有所不满。《新唐书》和《旧唐书》都记载了唐宪宗对旁人怨言,白居易这小子是朕亲自提拔的,可他居然对我无礼,我必要斥责于他。幸亏当时翰林承旨李绛在旁,他和白居易交情不错,婉言劝解,唐宪宗才没有发作,但从此有意将白居易调离谏官的职位。

  810年白居易左拾遗任满,唐宪宗借着给他升职的名义,让白居易调为京兆府户曹参军。第二年白居易的母亲去世,他回下邽服丧,离开了权力中枢,也离开了皇帝的宠眷。814年,白居易三年服丧期满后回到长安,只谋得了太子左赞善大夫这个职位,这是皇帝的属意。

  元和十年6月3日,“二王八司马”事件仅数月之后,一件亘古未有的大事轰动朝野:当朝宰相武元衡在上朝路上被刺客杀害,刑部侍郎裴度重伤。据说刺客还到处撒传单“勿急捕我,我先杀汝”,嚣张至极。惊天血案一出,百姓大骇,人心惶惶,这两位都是朝中主张对藩镇用兵的主战派,如果反应不当,恐怕朝廷对淮西藩镇的政事会有变故。

  白居易虽不再任谏官,但他一直关注时局,忧心朝事,认为“朝廷有非常事”时自己有责任发声,他也知道一旦出头必有不妥,但是他自问“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矣!谓之妄,谓之狂,又敢逃乎?”他第一个上疏要求急捕凶手,以雪国耻。结果被斥为“越位”,“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说谏官御史还没有论请,赞善大夫“何忧国之深也”,于是“奏表为江州刺史”,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这还不够,被白居易的诗歌针砭得体无完肤的权贵近臣们纷纷射来暗箭,有攻击他浮华无行的,有牵强附会说他母亲看花落井身亡,他却作《赏花》、《新井》诗,是为不孝的。真是“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与元九书》)最后中书舍人王涯添上最后一块石头,说他行为不妥,“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三、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琵琶行》的诞生

  江州司马是个什么官职?

  在唐代,对于江州这样一个人口四万以上的上州而言,设置了刺史(从三品)一名,别驾(从四品下)、长史(从五品上)、司马(从五品下)各一人,余下不提。白居易贬官前的太子左赞善大夫为正五品上,任江州司马确实是贬了职。而且司马这一个官职名为副职,行政上主管军事民防,实际上由于中唐以后,地方藩镇实力强大,刺史可以自行聘用幕僚,组建一套管理班子,所以长史和司马都成了非领导职务,只相当于巡视员。白居易自叙“司马之事尽去,唯员与俸在”“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案牍来时唯署字”,唯一的工作就是签字。

  这是白居易人生的最低谷。唐朝规定,凡被贬谪的官员,诏书下达的隔日必须启程,不许逗留,而且要“日弛十驿以上”,三十里一驿,一天要走三百里。

  朝廷任职诏令下达第二天,白居易就匆匆离开长安,前往九江。他走得很狼狈,农历八月初动身,十月初到达江州。

  从长安到江州,顺汉水而下,过襄阳、抵长江、到浔阳,旅途的后半段全是水路,江南多风雨,正值一年中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时节,他乘着小周船一叶,飘摇于江湖风波中。强烈的抛弃感、挫败感、孤独感、无力感和对前途未知的恐惧感,深深地缠绕着他,这一路上他写了52首诗。

  越不安越作诗,越不平越写文,白居易以敏锐的思考和多情的咏叹,与命运对抗,与自己精神中的负能量对抗。此时距离他写出《琵琶行》还有一年时间,从创作的角度来说,《琵琶行》的胚芽已经孕育,但是还要等他到江州,等他安排好俗世的负累和牵挂,等江州的山水为他洗去风尘垢污,他不再逞强,不再激愤,世间的荣辱悲欢都不再搅乱他的心灵,那动人的诗情才会瓜熟蒂落,绝世而立。

  白居易其实知道,就贬谪地而言,江州不差。

朱虹 张雷:白居易遗爱在九江

  (九江市烟水亭)

  江州(今九江市),距长安四千里,居长江中下游,《尚书•禹贡》记录“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长江、汉江大水滔滔奔流向海,在“九江”众流归一,可见水势之澎湃宽广。秦始皇一统天下时,将包括今天的安徽、河南淮河以南地区、湖北东部、福建西北部和江西大部列为九江郡。西汉时为扬州柴桑,晋武帝司马炎时划为江州,又有湓口城之称。到了白居易所在的唐朝元和年间,江州属江南西道,据白居易同时代的《元和郡县图治》记录,元和期间有户籍17945户约10万人,在1000多万人口的唐朝人口占比其实比今天还高。

  江州治所在浔阳,世传是西汉大将灌婴于公元前201年所筑。灌婴是刘邦手下一员猛将,后来位及丞相,眼光开阔,他一口气在江西筑了南昌、九江、宜春、赣州等城市,可称江西城建之鼻祖。他在浔阳还掘了一口井,为市井繁华筑下了基础,可见此处不凡。

  九江为江西北大门,北临长江,坐拥鄱阳湖,西北有汉江联长安、通巴蜀,南面有唐初张九龄拓宽的大庾岭商道可越闽禺,联络东西、贯通南北,是一个物资集散、移民汇聚的的水陆交通码头。南北朝以来受益于“衣冠南渡”“安史之乱”北方士庶举族南迁,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生不息的劳动力注入,使得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江南地区逐渐得到发展。

  这里“左匡庐,右江湖,士高气清,富有佳境”(《江州司马厅记》)“地少瘴疠,乃至蛇虺蚊蚋,虽有甚稀。湓鱼颇肥,江酒极美。”(《与微之书》)还是陶渊明故里,有庾亮登过的高楼。山水滋润,风景优胜,物产丰盛,再加上江州刺史崔能有礼有节,亲自到江边以朱轮车迎接白居易。长官的优待,司马官职的闲散,白居易得到了一个较为优容的身心空间。

  初到九江的三个月里,闭门不出,借口整理行李和诗稿。他在灯下检点书箱,编撰文集,对自己的过往履历、生平取舍、文学倾向进行深刻的剖析,并写成《与元九书》,凝练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理论。他把眼光放大,可以审视人生际遇、宦途得失;他把视野放长,可以盘点文章千古、进退去留。他听着浔阳江畔的浪涛,神思驰骋在曲折蜿蜒的大河之上,决定也将效仿河流的开泄转向,从“志在兼济”转向“行在独善”,他要从诗歌“美刺”的社会功利性,转向更贴近人间与人民。

  理清楚了乱麻般的思绪,白居易虽然情感上仍然无法释怀,但是向来乐天的他,随着春天一到,九江的山水、风物、人文都使他心神荡漾,兴致勃发。他正当壮时,年纪在45左右,腿脚灵便,又是从政后第一次有足够的闲暇可以远游,司马一职的名头在地方上还是响亮的。

  白居易拄着他的红藤杖,优游九江山水名胜,“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由是郡南楼山、北楼水、湓亭、百花亭、风篁、石岩、瀑布、庐宫、源潭洞、东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马尽有之矣”(《江州司马厅记》),脚印遍及浔阳城内外,连不在江州范围内的建昌区域也去了。他游得很细,当时还没开发的大林寺、北香炉峰等地他也登山游览了一番。再加上九江山水佳盛,高僧逸道文友倾情相招。如果碰上春秋佳日,天时地利人和,由不得白居易游兴和诗兴大发了。

朱虹 张雷:白居易遗爱在九江

  (白居易长诗《琵琶行》)

  要问九江的山水对白居易的情绪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该诵读《琵琶行》。细细去读充盈着泠泠水气和淼淼江浪的诗句,字里行间浸透着江湖码头的生活气息,来去倏忽的舟楫商户,飘零和繁华并存、萍聚与离散伴生的人间世情。只有在九江的水边才会产生这样的相逢,只有在江边深切生活过的敏感的心灵才能营造出这样的意境,也只有搁浅在人生困境里抽离出来的白居易,才能把握住似水光阴里稍纵即逝的永恒的一瞬。

  将《琵琶行》与白居易年轻时的成名作《长恨歌》稍作比较,更能体会到这首传世之作的隽永魅力。《长恨歌》是一出“好莱坞式”的大制作巨片,它以翻天覆地的“安史之乱”为背景,以风流帝王与绝佳美人惊世骇俗的爱情纠葛为主题,以三千粉黛和天下群雄为陪衬,场地布景豪奢华丽到糜烂,故事情节上天入地到离奇,其中更有香艳入骨的场面、惊天动地的厮杀和旷古烁今的悲剧结局,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诗句辞藻华丽如缀锦联珠,摹情写景仪态万千,如盛唐一般气象恢弘。朱虹 张雷:白居易遗爱在九江

  (陕西实景舞剧《长恨歌》)

  《琵琶行》则去除一切华丽布景和离奇情节,一切戏剧俗套和繁复背景。一切都是极简,简单到了一幕剧,一个地点,两个人物,其他都是虚写,好像一道追光在茫茫江夜罩住了这条船,除此之外的世界化为虚无,浩瀚的时光里只有江上两条船的靠拢又分别,短暂的交织又相忘于江湖。这是一种哲学般的抽象,它的高明就在这里。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大珠小珠落玉盘”,“幽咽泉流冰下难”,“银瓶乍破水浆迸”,都是水的意象。“浔阳江头夜送客”,“别时茫茫江浸月”,“唯见江心秋月白”,“绕船月明江水寒”,“移船相近邀相见”,“去来江口守空船”,所有的场景都紧扣住江夜。

  这个江夜不是桨声灯影里流动脂粉香的秦淮河,没有那么喧闹温软;不是二十四桥明月夜的瘦西湖,没有那么狭窄温暖;不是“烛天灯火三更市,摇月旌旗万里舟”的武昌,没有那么雄浑热闹,它有大江大湖的开阔又有偏居一隅的冷清,它充斥着南来北往的商旅,又有风平浪静可以停泊数月的港湾。它是工匠商贾通行无碍的天堂,也是恋栈庙堂之士的天涯。

  怎么将这种与世相隔,尤其是和京都的繁华光明天壤之别的冷落感受表现出来呢?白居易选择了音乐这个载体。

  在孔子倡导的儒学正统体系中,音乐是可以“通政、治道、修身、养心”的君子素养,而唐朝有唐玄宗热爱音乐并且亲自教导三千梨园子弟,整个国家的音乐水准都是很高的。这也是白居易为什么选择用音乐来表述“贬谪之意”的一个原因,“大雅久不作,吾哀竟谁陈”的意思。以很久没有听到京都的琵琶演奏,来表达自己贬谪到偏远之处以后,已经是个与世相隔、沦落天涯的落后分子了。

  《琵琶行》更为打动人的原因,是诗人将自己的社会存在降到很低,将世间非常重要的伦理稀释得很淡,人和人之间在这首诗里几乎没有隔阂。社会阶层的差异、贵贱身份的分别、主客宾朋的亲疏,这个江夜里都给人世间惺惺相惜让位了。做官的白居易和嫁作商人妇的乐伎是平等的,他们的人生遭遇是平等的,他们的痛苦感情是平等的,他们的飘零命运是平等的,这太奇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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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琵琶行》配图)

  在《琵琶行》里,送客的白居易原本“主人在马客在船”,当琵琶女出现以后,“移船相近邀相见”“东舟西舫悄无言”这两句诗显示白居易也下马上船了,他们都成了江夜上飘摇的人,抛弃了所有被叠加的社会属性,坦诚相见。这才是这首诗最感人所在。当白居易脱去了所有的外壳,骤然一轻,他就会明白贬谪是一种社会属性,政治理想也是一种外壳,都不是人生而有之的自然属性。只有将自己坦诚到只剩下最基本的同情,才能明白这个道理。于是,那个瞬间,白居易终于释然。

  白居易通过《琵琶行》奏出了冲破自我囚困的最强音,脱去了被贬失意的沉枷,贬谪的负面情绪到达一个高潮后,开始回落。不愧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白居易,他承认了“有贬谪意”后终于挣脱出来,看看九江这个地方,看看身边的山水,看看余生要行向何处。

  他决心不再重蹈覆辙去追寻权力的游戏,他需要一个新的理想,一个时时在朝堂之外逗引他的念头,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朝堂之外追求的不二之选——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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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庐山秀峰瀑布)

  陶渊明的故乡田园和坟墓,甚至门前的五柳他都怀着仰慕去瞻仰拜访过了,道教与佛教的圣地之一庐山他也认认真真地游览过了,他开始思考自己的隐居理想该如何施行,是像陶渊明一样辞官回故乡归田园居,还是像王维买下辋川别居一样在庄园里休憩?

  迷茫中,庐山给了他灵感。庐山又名匡庐,传说在殷周时有异人匡氏兄弟隐居山中,依岩结庐而得名。

  是不是可以效仿前人,在庐山建一座草堂呢?

  四、匡庐便是逃名地,司马仍为送老官——流连庐山

  白居易对建房子有一种执念。

  关于白居易早年的成名作《赋得古原草送别》,江湖上一直流传着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彼时白居易还是籍籍无名的赴考少年,少不得到处向大人物投帖干谒以求评鉴。文坛名宿顾况展卷一看帖上“白居易”的名字,就幽了一默:“长安物价正贵,恐怕居不易!”再往下看,首篇就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不禁叹赏:“能写出如此的诗句,居亦易!”

  故事只是故事,事实上一直到白居易贬谪九江,他还没有拥有一座自己的房宅。他在《卜居》中感叹说:“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少年时辗转飘零,中年时宦海沉浮,白居易对于构成身心安适空间的房屋,一直有着非比寻常的渴望。他创作了超过160首以房屋空间为主题的诗文,这在整个唐代诗人里都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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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庐山草堂)

  白居易在庐山营建草堂,既是源于政治理想破灭后,他想以构建理想中隐居之所的方式,来重新构建自己的信仰,就像陶渊明创造桃花源,柏拉图描绘乌托邦。还有一种重要的原因是庐山的风景,完全符合他的理想。

  白居易对庐山一见钟情,简直是宿命般的相遇。他在给元稹的信里描述这种心动“仆去年秋始游庐山,到东西二林间香炉峰下,见云水泉石,胜绝第一,爱不能舍。因置草堂……每一独往,动弥旬日。平生所好者,尽在其中。不唯忘归,可以终老。”他评价庐山的云水泉石以压倒性优势胜绝第一,他平生所喜好的景物这里全都有,不仅使人流连忘返,而且想终老此地。

  从第一次上庐山,也就是写出《琵琶行》的816年,白居易就在诗中时时透露出要在庐山建草堂的想法“或拟庐山下,来春结草堂”“拟近东林寺,溪边结一庐”。来年春天,他果然在东林寺与西林寺之间,香炉峰的北面和遗爱寺的西边,营建了庐山草堂。

  在白居易写的《草堂记》里,我们知道这座草堂大至营建位置、风水阴阳、房屋结构、庭院景观、建材用料,小到装饰风格、家具种类、器物摆放,他都亲自设计安排,可以说庐山草堂就是白居易艺术审美和生活情趣的一种具体呈现,是他安放躯体和灵魂的圣殿,也是他对于朝堂和官署所代表社会功利的一种対立。他以返璞归真的庐山草堂来对抗世俗道德的冠冕堂皇。这是一个“逃名地”,也是“别造一世界”。白居易在草堂居住身心泰然,“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每次前往都要盘桓十数日,可谓是灵魂居所,白居易命名为遗爱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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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手书《长恨歌》)

  草堂在春天落成,白居易在3月27日入住,4月9日他的文朋诗友以及东西二林寺长老等22位朋友前来庆贺,然后他们从草堂出发,赏桃花,登香炉峰,宿大林寺,身心怡悦。这一天白居易兴奋不已,诗情勃发,他写了《草堂记》《游大林寺序》《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等诗文,还随口就作了一首千古流传的绝句《游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这首诗看起来是即兴口占,以通俗易懂的文字,描述了一个奇特的自然现象。它之所以跨越几千年还让人津津乐道的,不仅是妙手天成的语言,琅琅上口的韵律,还是短短28个字里诗人精心营造的“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折和关于“春归何处”的设问解答。令人颇觉别有意味的是,为何偏偏是桃花,又为何与桃花的邂逅,类似于陶渊明笔下武陵渔人遇见桃花源?假如把“春”解释为理想国,人间的芳菲已尽,庐山的桃花却在盛开,人间的理想无处追寻,盛开着桃花的庐山是不是另一个桃花源,乱世里“不知魏晋”的桃花源是不是另一种春天?

  写在庆贺白居易庐山草堂落成这一天的这首诗,大有深意。他从草堂出发遇见大林寺桃花的这个过程,这条路,和武陵渔人遇见桃花源的境界何其相近,不同的是,武陵渔人不懂得桃花源的可贵,而白居易懂得。白居易这一首吟咏大林寺桃花的诗,是对陶渊明的一次致敬,也是一种继承。他经过营建庐山草堂,寻访大林寺,无意间遇见错过人间季节的桃花,完成了对贬谪这一人生重大挫折的接纳、消化、沉淀和新生。于是,我们才能看见历史上那个始终豁达的白乐天,那个用不一样的视野和创作手法豪吐三千首的诗魔,那个无微不至无所不写登上唐代文坛制高点的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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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庐山花径公园)

  为了纪念这一天,人们将白居易遇见大林寺桃花的地方命名为“花径”。今天南来北往的游客慕名前来追寻白居易的诗踪遗迹,走进庐山花径公园,这里花径如故,草堂俨然,还能瞻仰到1930年出土的“花径”石刻,据传为白居易当年亲书。由著名雕塑家王克庆雕刻的白居易塑像作吟咏状,生动还原了时光片羽中,诗人惊艳于庐山春光之美的灵机一动。

  五、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遗爱九江

  元和十三年(818年),江州司马白居易在九江住满三年后,早年的好友崔群任宰相,在他的帮助下,白居易等来了一纸调任忠州刺史的诏书,这是他起复的信号。两年后,提拔白居易为近臣又贬谪他到江州的唐宪宗去世,继任的唐穆宗对白居易的文才十分仰慕,曾经一天之内三次下诏给白居易升官。从此后白居易宦途平顺,富贵终老。

  白居易被贬九江时来得满心不愿,离开九江却走得恋恋不舍。818年腊月得到任命,次年三月才启程前往忠州。在九江的三年多,他编撰了文集,确立了将来的人生道路,尝试了或淡泊质朴或浪漫飘逸、或言简意深或率然成章的文风,认识了相交一生的朋友。在这里他迎接了三个女儿的到来,又送走了如父般慈爱的长兄,悲欣交集,实难忘怀。还有庐山上的遗爱草堂,是他亲手选址亲手设计亲手营建,此处不只是遗爱,还是他理想的遗蜕。临走前白居易前往草堂告别,把诗文书稿交付东林寺长老,再三嘱托代为照看草堂,并留下《别草堂三绝句》。他说“山色泉声莫惆怅,三年官满却归来”,他认为自己终将归隐庐山,此去不过是暂别。

朱虹 张雷:白居易遗爱在九江

  (九江东林寺)

  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赴任途中特意到九江,上庐山,在草堂里安歇一夜,又匆匆离去,他感叹道“五年方暂至,一宿又须回”,不过“纵未长归得,犹胜不到来”《题别遗爱草堂兼呈李十使君》,只住一晚也聊以安慰。这时他还认为自己会“不能成一事,赢得白头归《重题别遗爱草堂》”。

  二十年后(835年),白居易一直和九江的朋友保持联系,先后两次把编著《文集》交予东林寺收藏。三十年后(846年),已近天年的白居易还念念不忘庐山草堂,梦想重游:“三十年前草堂主,而今虽在鬓如丝。登山寻水应无力,不似江州司马时。”

  白居易遇上九江,九江以灵秀的山水浸润滋养了落魄失意的诗人,诗人则报以倾心吐胆的锦绣诗文和一生难忘的眷恋。白居易遗爱九江,遗留下他根据梦中的家园而营造的诗意居所——庐山草堂,他追寻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般的理想之路——花径,他贯通音乐圣殿与人生共鸣的艺术绝响——《琵琶行》,他调动巧思慧眼记录的世情百态——写于九江的300多篇诗文,他生前身后以一己之力对九江文化产生的波澜壮阔的影响力,应了他的诗“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是慈悲亦是爱,如东林寺的钟声,至今仍回响在九江的山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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