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加博尔・苏斯 博士

匈牙利文化与创新部参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咨询委员

　　第五届 “创意 2030” 论坛明确揭示了一点：人工智能与文化的关系已不再是一个边缘问题，它正成为我们时代的决定性议题之一。这不仅因为人工智能日益渗透到文化的生产、传播与中介过程中，更因为它开始塑造意义生成、记忆建构、创造力培育、教育实践与公共阐释得以发生的基本条件。在这一新兴话语中，两个重要的进展已经显现。

　　梅里・马达沙希清晰地指出了问题所在：人工智能、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不存在天然的平衡。这是一个关键见解。它打破了那种认为技术进步会自然而然地与人类价值观、文化多样性或长期责任和谐共存的舒适幻象，提醒我们：平衡并非既定，必须经由有意识的创造方能实现。

　　对人工智能、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 “天然平衡” 的期待，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旧日 “无形之手” 的幻象：即相信只要让复杂系统自行优化，社会所期望的结果便会自动浮现。我称之为“天然平衡谬误”。这是一种令人安慰却错误的假设，认为如果任由技术进步按其自身逻辑展开，人工智能、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终将和谐共存。然而，这种天然的均衡并不存在。人类的尊严、文化的多元性、教育的深度以及长远的责任感，并不会自动从加速、竞争或规模扩张中产生。它们必须有意识地被引导、在制度层面被塑造、并在伦理层面得以维系。与 “天然平衡谬误” 相对，我主张“文化塑造人工智能”。

　　汉斯・道维勒则提出了下一个关键步骤：文化必须充当罗盘。这一点同样不可或缺。在一个技术力量加速发展的时代，文化提供了方向、价值、记忆和人性指引。它提醒我们，评判人工智能不能仅依据效率、生产力或规模，还必须以其对人类尊严、文化多元性、教育目标及文明责任的贡献来衡量。

　　然而，我认为现在需要再向前迈进一步。仅靠罗盘无法构建一个系统。

　　如果文化要在人工智能时代充分发挥作用，它就不能仅仅作为一个外部的伦理参照点，不能只是在事后被调用、用以修正他处所作决策的象征性纠偏工具。文化还必须成为人工智能内部的一种运作力量。我们必须从 “文化作为罗盘” 这一重要理念，迈向更具挑战性也更务实的 “文化塑造人工智能” 理念。为了更清晰地阐明这一转变，三个意象或许有所帮助：罗盘、假体和桥梁。

　　一、文化作为罗盘：方向指引

　　文化作为罗盘，意味着方向指引。这意味着不能任由人工智能仅仅受优化（无论是用户参与度、速度、规模还是利润）这一无形目标所驱动。人类社会需要方向，教育需要方向，文化生活需要方向。罗盘无法消除复杂性，但它能防止迷失。

　　在人工智能的语境中，文化必须帮助引导我们的目标感：我们正在塑造什么样的人？正在强化或削弱何种关系？正在使何种未来更有可能实现？

　　二、文化作为假体：增强而非替代

　　但仅有方向指引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追问，人工智能应在人类学习、文化阐释和公共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此时，第二个意象 “假体” 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工智能作为 “假体”是可接受的，但作为“替代者” 则是危险的。

　　· 好的假体：扩展人类能力，不取代人类目的，增强能动性，支持努力，由人类判断引导行动。

　　· 坏的假体：削弱它表面上辅助的能力，成为认知拐杖，侵蚀独立推理、判断与意义建构能力。

　　这里岌岌可危的不仅是便利性，更是认知主权本身：即在技术中介条件下，人类所保持的进行独立推理、判断和意义建构的动态能力。当交互围绕预设答案、统计平均输出和无摩擦完成度组织时，这种能力便开始被侵蚀。

　　这正是为什么 “生成性调谐点（GAP）” 至关重要。它是反思性能动性仍在运作的空间，是犹豫、评估、修正和真实回应仍有可能发生的区间，也是认知主权得以保存的间隙。

　　这在教育领域尤为明显。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使用人工智能与拒绝它之间，而在于“增强” 与 “替代”之间。学习者借助 AI 或许表现更好，但学到的可能更少。真正的问题是：人工智能是在强化人的形成过程，还是在悄然取代它？

　　三、文化作为桥梁：连接而非捷径

　　第三个意象是桥梁。我们不能默认AI会自动成为连接人与知识的桥梁。在商业逻辑的驱使下，它更倾向于成为一条捷径——绕过真实的相遇、绕过缓慢的理解过程。我们的任务是主动将AI塑造成桥梁：一种既连接模拟经验与算法支持，又不抹杀其间人类思考间隙的中介结构。这正是“文化塑造AI”的应有之义。它意味着我们要坚守“模拟优先”原则：先体验，后阐释，再进行数字综合。先有世界，后有模型。这不是反技术的态度，而是一种关于顺序的规训。正如作曲家贝拉·巴托克所坚持的“唯源自纯净”——在提取之前先倾听，在建模之前先尊重语境。巴托克提供的不是对技术的拒绝，而是一种善用技术的伦理精神。

　　同样的关切也适用于文化遗产领域。一个根植于文化的AI系统，其使命不仅仅是高效地保存和检索内容，更在于维系“理解”本身归属于人的条件。如果AI系统只追求无缝的流畅体验，它可能会带来接触而无理解，提供便利而无阐释。随之被侵蚀的不仅是语境的厚度，更是使用者的认知自主性。我们不能将文化和遗产仅仅当作技术系统上的软性装饰或数据集，而应将其视为对AI知识架构的真正输入。一个文化盲视的系统，可能会将充满意义的地方扁平化为坐标，将鲜活的传统简化为可搜索的碎片。文化必须更深地融入知识架构，去保存那些关系、层次与规范性的界限。

　　因此，讨论必须从哲学思辨走向具体实践。负责任AI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能否将文化智能转化为技术和制度形态。这需要在知识组织、界面设计、提示文化、来源追溯和社群验证等层面展开扎实的工作。尤其要认识到，“提示”（Prompting）不仅是技术操作，更是一种文化和道德行为。它塑造着人类注意力的节奏和判断的空间。这正是为什么基于地方的试点项目如此重要。在像帕农哈尔马、图尔卡纳湖和蒂哈尼这样的具体地点，文化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活生生的记忆、生态与社群的交织。在这些地方进行的“文化遗产伦理人工智能伙伴”实践，能够证明文化绝非创新的边缘点缀，而是决定AI如何被训练、管理、语境化并承担责任的架构性力量。

　　结语

　　人工智能处于塑造文化的进程中，当前的核心问题在于文化是否将被允许反过来塑造人工智能。这种塑造将是一种文明的选择。更深层的问题也不再是人工智能是否会变得更强大（它会的），而在于我们构建的交互架构是会保存还是侵蚀人类独立思考的能力。

　　如果文化要塑造人工智能，它不能仅通过提供价值观、符号或内容来实现，还必须帮助设计保护认知自主性的系统。我们面前的任务不仅是文化的、技术的或监管的，更是文明的：确保我们所谓的 “增强” 不会变成 “削弱”，我们所谓的 “辅助” 不会逐渐演变为判断力本身的 “外包”。

　　如果人工智能、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没有天然的平衡，那么这种平衡必须有意识地去创造。文化要充分发挥作用，就不能作为事后思考游离于系统之外。它必须作为方向、架构、鲜活尺度，进入系统内部。

　　我相信，这就是我们面前的下一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