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成都2月6日电 (岳依桐)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6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公布了四川汉晋古城的考古工作成果。本次新发现四座汉晋城址，地域涉及川东和成都平原地区，时代涉及西汉到魏晋时期，与众多历史事件有关。同时还基本确定了各城址具体位置，解决了一批历史文献对于城址地望的争议问题。

　　为进一步厘清四川汉晋古城的位置、保存状况和文化内涵，2014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汉晋时期的城址为主要研究对象，先后对六座汉晋城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并取得重要成果。

　　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介绍，此前四川发现的汉晋城址不多，此次调查的六座城址中包括了四座新发现的城址。“目前，新发现的四座城址有三座已经确定了名称，分别为‘宕渠城’‘武阳城’‘广汉城’。”高大伦指出，根据分布面积以及遗物时代，再结合文献进行核对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已初步确定另一座城址为“阳泉城”，但具体信息仍需要通过进一步勘探进行证实。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所副所长陈卫东告诉记者，汉晋时期是中华帝国第一次竭力扩张的最主要的时期，也是民族交流与融合的主要时期。从物质文化来看，各地域文化逐渐退场，汉文化竭力扩张，而城址作为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无疑是历史的主要见证者。“但长期以来，因战争、生产、生活等原因，汉晋时期的城址逐渐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

　　“这六座城址都凸显出了独特的历史价值。”陈卫东说，渠县城坝的“宕渠城”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与巴国历史中的重要民族“賨人”有关的城址；梓潼西坝的“广汉郡”是金牛道上的重要城址，也是分巴割蜀而设的第一个郡——“广汉郡”的见证；彭山的“武阳城”和德阳的“绵竹城”是进出成都平原的南北门户；荥经的“严道古城”则是打通西南夷的重要城址。

　　“城址为点，蜀道为线，巴蜀文化为面。”陈卫东表示，这些城址完整展现了汉晋时期帝国的扩张和对成都周边地区的开发，对全面理解多元一体中国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传承古蜀文明，讲好巴蜀故事，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和勘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