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1019年—1083年），字子固，江西抚州南丰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这样评价他：“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和他交往一生的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这样评价他：“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南宋理学大家朱熹这样评价他：“公之文高矣，自孟、韩以来，作者之盛未有至于斯”。近代文化大家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这样评价他：“比苏洵、苏辙好，七绝有王安石的风致。”
文章超众，自成一家。曾巩一生最大的成就在于他的文章，散文、诗歌、公文，都有自己的鲜明风格，尤其是他的散文，独树一帜。作为文坛宗师欧阳修的得意门生，曾巩一生追随着老师，投身于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反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靡文风，主张对诗、文进行革新，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文章要有用于当世。曾巩也身体力行着他的道德理想，他的文章，平实、质朴、含蓄、典雅。他的公文水平也极高，一篇《越州赵公救灾记》写得极其端正规范、严谨务实，直接成为后世官方文件的范文样式。明清考试的八股文就来源于曾巩。曾巩一直视自己为儒家思想的传承者，在为人、治学、从政方面，他一生都在践行着儒家的抱负和理想，他的一生，是“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一生。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曾巩祖父曾致尧、父亲曾易占皆为北宋名臣。曾巩幼年时期，就显示出他的天资，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年十二即能为文。然而，他的求学之路却充满坎坷和艰辛。少年时，他痛失爱父，家境衰败，只能辍学回家种田，侍奉继母，抚育四个弟弟、九个妹妹。他维持生计，照顾家人，教导幼小，更时刻不忘发愤读书，直到32岁才娶妻。在《读书》一诗中，曾巩深情地回忆了那段艰辛岁月：“荏苒岁云几，家事已独当。经营食众口，四方走遑遑。”命运之神一次次考验他，科举考试，他数次落榜，可是他丝毫没有气馁。直到38岁那年，命运终于垂青于他，1057年，嘉祐二年，曾巩终于进士及第，并和他弟弟、妹夫们留下“曾家一门同榜六进士”的佳话。
治学严谨，文风质朴。北宋嘉佑五年（1060年），经欧阳修举荐，曾巩赴京担任史馆馆职，从事史籍编校工作。在这坐冷板凳，埋首于故纸堆的10年里，曾巩显示出了他的严谨和坚守。据史料记载，曾巩在这期间考证、校勘、整理的史书古籍多达数十种。他将《李白诗集》从770余首增加到千首，《战国策》从22篇增加到33篇，对保护和传承中华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代表作则有《醒心亭记》《游山记》《道山亭记》《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等。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
勤政爱民，政绩斐然。曾巩任地方官员长达12年，他从来没有当过大官，没能像苏辙、王安石登上政治的大舞台，但是在他为官的小天地里兢兢业业，不把做大官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是踏踏实实为百姓谋福祉。百姓的苦难时刻记在心间。在任越州通判期间，遇上当地大饥荒，他领导官府赈灾，下令让富户平价出售粮食，得到当地老百姓的爱戴。在知福州时，他鲜明提出，当官不能与民争利。当官府的蔬菜大量上市抢了当地菜农的生意时，他立刻取消了朝廷拨给的“职田”，保障了菜农的利益。在齐州（济南），他扫黑打恶，维护当地良好社会秩序；修建北水门，解决了困扰齐州城多年的水患问题；疏浚大明湖，让北方的济南山青水碧。在洪州（南昌），面对突如其来的瘟疫，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访百姓、查疫情、集百官、腾官舍、发救济、严隔离，给处于疫情之中的百姓以最及时、最有力的帮助，体现了他高超的社会治理能力和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最终战胜了疫情，保护了一方百姓的平安。
曾巩的身上始终洋溢着谦谦君子之风，令后世尊敬。他活得很纯粹，为人子，他尽孝尽心，在父亲去世之后，勇敢地挑起了家族生存的重担。当官员，他干得很纯粹，从不追名逐利，而是心系百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安守本分，坚守初心。为学者，他同样很纯粹。他是文章大家，一代文豪，天下多少人仰慕于他，争先希望结交于他。可是，他可以坐得板凳十年冷，静下一颗心、守着油灯古籍，在历史的海洋里驰骋，在文学的世界里纵横。人的一生，究竟应该如何活着才有意义？怎样才能活成一位真正的君子？曾巩，用他的一生，做出了最好的回答。（来源：微信公众号“翻开江西这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