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勇、李伯一:创意资本理论框架下的中国创意空间探究
2021-11-22 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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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勇: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艺术学院教授,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创意经济小组专家

  文 \ 向勇(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李伯一(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助理教授)

  译 \ 王雅涵(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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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创意

  长期以来,“创意城市”的概念都是学界和公众关注的焦点。无论是为了培养创业家精神,还是重构城市空间、增强经济竞争力,都把创意当作构建城市网络的关键。但是另一方面,城市和文化的关系,特别是“文化生产和当地文化社群(社会网络)如何促进城市未来的发展?”这一问题仍未被很好地理解。

  在2016年发布的《文化:城市可持续的未来》的全球报告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政策制定者、商业团体、城市规划者和学者都能将文化遗产和创意作为城市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中心,尤其是创意企业家。同样,2016年《基多宣言》中,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UN HABITAT III)提出《21世纪的城市规划》,呼吁以创新方法规划设计城市空间,这一创新方法不仅可以促进文化生产、建设文化机构,还能促进文化开放、当地艺术文化的街头创作以及文化在公共领域的推广。这一新议程展现了城市和文化两者之间互惠平衡的双向关系,从以前的新自由主义、民族工业主义、预测全球软实力,到现在揭示传统与现代、和谐与幸福、东方和西方之间富有意义的相互作用。

  近十多年来,中国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推进城市化的新动力。文化创意产业近年来快速崛起而取得的骄人成绩有目共睹,不过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与质疑。这背后反映了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反映出现代中国发展中遗留的问题,如自然环境灾害、人际信任危机、社会道德滑坡、贪污腐败盛行。如今,中国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经济、环境、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而非牺牲某一方面作为发展代价。倘若不是对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心怀宏愿,上述转变难以实现,也难以促进文化转型和社会进步。而文化创意企业是实现这一宏愿的关键。由于城市的人口、经济、社会形态不断变化发展,我们亟需探索重塑当代城市空间的新方法。建筑、音乐、博物馆、行为艺术等不再仅仅是参与者,而是为城市规范性规则的设计提供新思路、新方案、新理论,以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城市的愿景。

  资本这一概念总是从纯经济学的角度被狭义地理解为一种物质形态:为了市场交换而组织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即土地、机器、劳动力、金融资产等等。布尔迪厄把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或美学资本。作为经济资源的资本,可在市场中用价格量化,与其它生产形态交换。作为社会、文化、美学资源的资本,嵌于社会的历史文化之中,其价值体现在人们共享的美学体验中。其核心内容是相对固定的,不是马上可以用于交换的,但人们却需要亲身的体验和教育才能理解、习得。关于创意城市的解释理论一定是非经济形态的资本理论,且这种形态的资本可以累积、获取并转化为经济形态的资本。

  布尔迪厄对19世纪巴黎艺术圈的研究,包括诗歌、绘画、戏剧等,他从资本的角度重新阐释了“竞争”、“优势”、“权力”这些词汇的概念。经济参与者竭尽所能去获得这些资本,包括社会关系、教育家庭背景、与有名的艺术机构发生关联而具备象征价值(比如艺术运动)。在文化生产场域中,通过转化关系、文化、符号这些经济或非经济资本,行动者可获取竞争优势。非经济资本的累积并非依赖于理性经济人的行为,而是源于对纯粹艺术共同的习得和追求,即“为艺术而艺术”。布尔迪厄指出,经济理性与艺术追求是相对立的两极,两者合理存在且贯穿于文化生产的方方面面。以上对经济——文化拉力作用的洞见构成了创意资本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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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资本

  “创意资本”是文化企业家所获得的一种潜能,可动员关系、制度和文化“资产”,实现艺术创意的社会文化转变或商业转变,或两者兼而有之。

向勇、李伯一:创意资本理论框架下的中国创意空间探究_fororder_关系资本

  关系资本

  关系资本是指身处密切联系的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因其所处的社会位置而获取的能力。

  文化企业家立足于由艺术家、教育者、艺术评论家、评估机构、收藏家、做市商、政府、公众、媒体等组织和个人结成的紧密的社会网络之中,通过获取非经济资本(如声望、信誉、美学认同、文化品位和文化认同)以收获身份地位、社会认同,并持续和同源的社会成员交流以巩固(再生产) 这一认同感。创意资本可通过三种资本形式获得:关系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本文从文化经济的三个层面分析了创意资本理论下,城市空间的特点和空间规划的方向:即人们的日常生活(微观层面,嵌入式分析)、组织机构(中观层面,生态环境分析)以及知识传统(宏观分析,历史分析)

  某种程度上,关系资本可以促使行动者的位置发生移动,促使网络的中心位置发生变化,从而获得行动者预想的结果,该作用与“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相关——这也被Fligstein和McAdam(2012)称为“战略性的行为主体”(strategic agency) 。以下两种社会结构可具体展现关系资本的益处:人际之间的信任和区域协同。前者是社会共同体形成的基本条件。基于相互信任,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分享交流空间、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在这一过程中累积并维持关系资本。密切相连的关系资本体现为成员之间的“团结”(solidarity),社会成员一起维护所在共同体利益,以免受投机的、不正当的或其它反社会的行为的侵害。基于人际之间的关系,该共同体的结构紧密,社会成员欲分享各自的文化资本。当代城市的文化和创意经济侧重于构建艺术家和商业团体以及其它相关者之间的社群。比如,城市公共空间设计有意识地促进文化的公开透明性。文化创意经济受益于城市中关系资本的累积。跨越不同社会网络的中间人更易迸发创意(例如跨区域协同或美第奇现象)。现代城市将文化置于城市未来发展的中心,致力于将城市建设成为复杂社会网络空间,达成艺术和道德的双重理想。城市并非只是狭隘的交易市场、工业增长点,或是展现乡绅化和社会不平等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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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是指个人或团体如何在世俗和理论的层面解释与交流美学体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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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征资本

  象征资本是指个人或企业创造或重新构建象征物与文化意义之间的新联系。

  文化资本的定义强调城市空间中的个人、组织和社群的潜在能力,不同于经济学家对资本的理解。其不是可以直接产生价值的有形或无形资产。拥有文化资产意味着文化企业家可以1)寻找新机遇或是给予那些缺乏美学认知能力的人以美学视角;2)发展出一套完善的艺术理论(文章、演讲、采访、讲座等),让他人共享这一新奇、先验的美学体验。文化资本是天然形成的,可以被人们习得且可跨越时间和空间传递。紧密相连的社群中,艺术家、教育家、评论家和公众共产共享文化资本,且在这些艺术活动中获得身份认同。就像知识和技术那样,文化资本的发展需要时间、耐心,更为重要的是空间,有相同世界观和归属感的人们需要空间交流、实践。学习与探寻、联络、建立关系、分享缄默知识等一系列动态过程中,文化资本逐渐累积。处于这一互动网络、教育网络、知识生产网络中的艺术家和艺术企业要找到合适的空间与之社会生活相适应,以完成上述过程。对空间的需求使得文化资本的动态累积成为可能——这一可能性的条件——在制造和技术创新领域并不新奇。近年来对“创意城市”的研究也渐渐聚焦于文化企业的空间性。

  在文化生产领域,符号象征的重要性基本等同于社会地位,比如声誉、时尚品牌、思想派别、毕业院系。正如前文所述,与经济领域相比,艺术价值很难衡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象征资本可以保证文化生产的经济效率和对外连结性(不仅仅指市场投资者,还指具备文化兴趣的公众)。象征资本可以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认知工具 (比如,学位/技能等级/资历),其表达的有关个人,创意项目,商业实体等等的质量,可信任度,潜在风险等信息往往可以为商业决策提供依据。就个人和组织层面而言,象征资本的积累可带来品牌价值、获得社会的正面认可,而这些都可转化为经济利益。就地区的层面而言,上述内容可帮助构建文化遗产和文化认同。批评家常使用“符号暴力”的概念表达对现代社会种种不公正的担忧(性别和女权,宗教自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社会的话语权被社会精英或某一阶层所主导和控制,用以证明其社会权力的合法性。同样地,社会权力较弱、处于劣势的阶级也可以构建他们的符号意义,以此认识社会,力求社会公正,如同马克思主张的那样。总而言之,象征资本与社会权力和等级密切相连,行动者如何有意识地不受符号霸权的干扰,创造出一套认知理解的方式极为重要。象征资本的生产也意味着文化企业和艺术家参与了社会的权力斗争,具备了解释象征意义的能力。

表1 创意资本的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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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资本理论既关系到文化生产活动的内容,也关系到文化生产活动的形式。关于艺术生产内容的讨论,比如文化/美学意涵、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等等,总是和艺术形式(文学、电影、绘画、诗歌、设计、音乐等等)割裂开,使得艺术管理的理论研究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或是只关心文化意义(纯理论研究,为艺术而艺术),或是只关心文化生产的过程(企业管理层面、产业、知识产权及其相关的产业链、生态系统)。构建“创意城市”理论必须基于文化生产活动的多维框架:日常生活、机构组织连结、现代性的沉思。

  创意城市的发展不仅仅依靠政策上的物质激励,如激励文化企业创值增值,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创意城市理论实则着眼于城市生活的质量与满意度,这与文化的学习过程、网络社群的构建、社会运动以及未来城市如何建造蕴含美学内涵的城市建筑息息相关。创意资本的理论给予城市规划者、政策制定者、从业者以机会,1)通过挖掘艺术美学价值,提出关于城市重建的现实问题;2)建立过去和未来的联系,以品味城市的文化历史遗产。

  创意资本的理论框架可看作是展现未来创意城市重要性的理论开端。之后的研究应当试图厘清下列重要问题。例如,我们还不明确,中国创意空间中社会网络与组织结构的连接模式以及中国理解现代性的方式。我们还不知道下述两者的对应关系:社会纽带(社会关系)、机构的组织(地区的创意系统),和抽象层面上艺术文化生产的美学理想。又或许上述对应关系会因时间地点、国内国外而改变。这些未知的问题激发起本文进一步的探索欲望,希望对城市空间有更深刻的研究,探索有关现代性的相关理论。

  引用文献:

  1、Florida, Mellander,& Stolarick, 2008;Markusen, 2006; Stolarick& Florida, 2006

  2、Cunningham, 2012; Florida, 2002; Hall& Hubbard, 1998; Throsby, 2010; UNCTAD, 2016

  3、Bingham-Hall&Kassa, 2017

  4、Sennett, Burdett,& Sassen, 2018; UN-Habitat, 2016

  5、Keane, 2013; O’Connor& Xin, 2006; Xiang& Walker, 2014

  6、Bourdieu, 1986

  文章选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主编的《创意经济与城市更新(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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