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虹 龙溪虎：千年回眸王安石（三）--实施变法 富国强兵

　　北宋中期，积弊千端。朝廷士大夫阶层因循守旧，综合国力日渐衰微。王安石在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下，为改变积贫积弱的国势，与守旧势力几经较量，在艰难中推行新法，史称“熙宁变法”。

　　积贫积弱内忧外患

　　北宋初年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定，采取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进一步铲除藩镇割据的基础，总体上来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北宋的过分集权也带来严重恶果：“三冗两积”。

　　冗官、冗兵、冗费“三冗”问题是导致国家积弱的根源。一是冗官问题造成北宋官僚机构庞大、官员众多。北宋之初，为了巩固皇权，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将全国州郡划分为十五路，在各路设“漕宪帅仓”四司，分别负责司法、财政、军事和农事四项权力，对地方官权力进行分散，并相互牵制。同时，在中央也进行了权力分散改革，主要是削弱相权，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宰相仅负责行政职能；设立枢密院，负责军权；设置盐铁、户部、度支三司，负责财政大权。这样相权大幅萎缩，形成了宰相主政，枢密主军，三司主财的“三权”分离权力格局。加上科举选拔、恩荫制的实行，使得官僚队伍日益庞大，出现了官多职少且官员俸禄过高的现象，给北宋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二是冗兵问题造成了庞大的士兵队伍，但实际效用不高。宋代采取了招募灾民为兵的政策，每年都会大量招收流民和灾民为兵。在宋太祖时期，禁军、厢军加起来一共才四十万人，到了真宗年间激增到了一百万人，大量士兵的增加不但没有增强战斗力，反而加重了国家负担。三是冗费问题导致入不敷出，国库空虚，使国家难以为继。为了维持国家正常运转，北宋政府只有想尽一切办法增加税收，千方百计将负担转嫁到老百姓头上，给民众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直接导致各地农民和士兵起义不断发生，社会动荡不安，北宋国力也就愈来愈弱。

　　积贫是指北宋的财政危机，积弱是指北宋的军事危机。由于政府机构重叠，官员兀烂，财政开支庞大，导致了宋朝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到仁宗末年，便开始入不敷出，亏空越来越大，使宋王朝陷入了更加严重的危机。

　　越次入对择术为先

　　治平四年（1067年）太子颍王赵顼，即宋神宗继位。当年9月，赵顼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召王安石越次入对，君臣际会，共商改革大计。王安石果敢进言：“当今之治，择术为先”，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提上日程，呼之欲出。

　　宋神宗登基时，只有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据史书记载，宋神宗天性好学，留心治道，读书常常废寝忘食。他继位后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勤于政事，励精图治。他仰慕先祖的雄才大略，立志洗刷国耻，扫除胡虏，恢复幽燕，经常找大臣商讨富国强兵之道。

　　宋神宗与王安石都是富有雄才大略之人，志向相同，越次入对之后一拍即合。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以翰林学士兼侍讲身份被召入朝。宋神宗早已听说王安石博学多才，特立独行，在地方做官政绩卓著，多次推辞朝廷所封官职，在宋仁宗时曾上万言书提出变法建议，但宋仁宗置之不理。宋神宗即位后，朝中大臣吕公著、韩绛、韩维等人屡次推荐王安石可用，宋神宗便召他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宋神宗与大臣商讨国家军政大事，按规矩应先找宰相、副相、枢密使或元老商量，王安石当时并非执政者，还没有资格参与决策。宋神宗求治心切，召王安石“越次”入对。宋神宗问道：“治国之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曰：“择术为先。”宋神宗说：“唐太宗何如？”王安石说：“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耳。”王安石认为只要“择术”正确，不但可以实现大唐盛世，也可以达到尧舜之治，这种引导和激励增强了宋神宗变法图强的信心。

　　退朝后，王安石向神宗呈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是王安石著名的奏章之一，人称“北宋百年第一札”。透过宋王朝 “百年无事”的表面繁荣现象，揭示出北宋王朝所面临的重重危机，并从吏政、农业、财政、军事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改革方略。

　　“越次”入对两人相谈甚欢，以至于他们聊到改革问题时宋神宗更感觉与他不谋而合。当即决定要与他共谋大事，于是把改革大事交给王安石全权负责。熙宁二年（1069年），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熙宁变法便开始大张旗鼓地实施起来。

　　新法频出革故鼎新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熙宁三年（1070年），又升任宰相，开始以章悦为谋士，以曾布、章惇、蔡确、吕惠卿等人为变法派的中坚力量，全权主持变法，设置经义局、军器监，成立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大力推行改革，浩浩荡荡的熙丰新政就此揭开序。

　　从熙宁二年到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与吕惠卿、曾布、吕嘉向等人围绕富国强兵目标，陆续制定实施了均输、青苗、募役、市易、免役、方田均税、裁兵、将兵、保甲、保马等新法。

　　1.均输法。设发运使总管东南六路的赋税收入，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资，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掌握供需情况，达到供需物资平衡，既保证朝廷所需物资供应，又减轻财政和百姓负担。

　　2.青苗法。由农民自愿申报，春天向官府请贷钱粮，半年为期，偿还利息2分，使农民不误农时，限制了高利贷者乘隙盘剥。

　　3.农田水利法。鼓励兴修水利，开垦废田荒地，疏浚河道，修建圩堤，受益户出工出料，兴修较大工程，改良了土壤，修浚了汴、漳、滹沱河，熙宁三至九年共修水利10793处，受益田地达363000顷。

　　4.保甲法。农户十户一保，五十户一大保；两丁以上人家出一丁，农闲练兵，平时维持社会秩序，战时征集入伍；大保每夜五人在保内巡警，有盗贼、杀人、放火，如知不告者按法认罪，维护社会治安，寓兵于农，减少募兵，节省军费开支。

　　5.募役法。改变过去不顾农民农事需要，强迫大批农民长期服役的办法，让农民按贫富等级缴纳免役钱，由官府雇人服役。原先不服差役的特权户按等级减半出钱，称助役钱，安定了民心，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生产力。同时，也有利于官府统筹劳役，避免了强抓硬派，造成贻误农时甚至家破人亡的悲剧。

　　6.市易法。在开封、扬州、常州、广州等重要城市设市易务，收购市场上不易销售的货物，缺货时，由商贩们以产业或金银作抵押，向市易务赊购贩卖。半年或一年之后，加一二分利息归还，限制了大商人操纵市场，防止哄压物价，稳定了市场。

　　7.保马法。奖励养马，愿养马者，每户一匹，愿养两匹者给予奖励，扩大并保证了战马来源。

　　8.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按土地的好坏，划等定税，防止豪绅兼并土地后隐产漏税，贫苦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负担。

　　通过一系列的变法措施，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裁减了部分军队冗员，节省了军费，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由于变法过急过猛，措施不尽完善，或执行不力，或执法层层变通，导致一些地方百姓负担加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变法图强成效明显

　　王安石变法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近15年时间，变法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推行的新法，基本上收到了预期效果，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1.国库充裕，财政增加。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扩大税收来源，开征“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税收项目，既打击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又防范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还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使得国库积蓄大幅增加。到宋神宗年时期，国库较为充裕，可保证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据文献《玉海》（卷一八六）记载：京师每年的钱币收入，宋太宗时平均为一千六百万贯，真宗时为二千六百五十万贯，仁宗时为三千六百八十万贯，神宗时则骤增到六千万贯。哲宗初年，户部尚书李常说：“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场税利钱共五千六百余万贯，京师米盐钱及元丰库封桩钱近千万贯，总金银谷帛之数，复又过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0七），国家收入总计达一亿贯以上，可以支二十年之用，因而新法的推行，初步实现了富国强兵预期目的。

　　2.生产发展，国力增强。王安石变法有利于平民百姓和中小地主阶级，得到他们的衷心拥护，从而大大缓和了阶级矛盾，增强了北宋的综合国力。多项新法的推行，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如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免役法使农户赋税有所减轻，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田水利法鼓励各地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对发展农业生产起到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王安石推行的这些新法，既发展了生产，增强了国力，又减轻了人民负担，使北宋出现了百年未有的繁荣景象。元丰初期连年丰收，农民生活大有改善。

　　3.整军强兵，巩固边防。变法为实现强兵目标，以“整军”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强军措施，使积弱局面得以缓解，军事实力有所增强，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保甲法的推行加强了对农村的统治，农闲时在家接受军事训练，节省大量训练费用，还可以用来巡查维持治安，战时可以用来打仗，成为全国性的军事储备；裁兵法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提高了军队士兵素质；将兵法有效缓解了过去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弊端，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提高了军队的战斗素质；保马法鼓励保甲自愿养马，既降低了马匹死亡率，使马匹数量大大增加，又减省了官府开支；军器监法加强了对武器的监督制造，增加了武器生产数量，提高了武器质量。这些变法强兵措施增强了北宋的军事实力，收复了失陷两百多年的熙、河、洮、岷、叠、宕六州，扭转了西北战争败局。

　　王安石变法是艰难的，甚至不为人理解，但只要心存黎民百姓，心系国家社稷，一心精忠报国，大公无私，总能够将记忆嵌入民族灵魂深处。（来源：微信公众号“翻开江西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