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米切尔:希望与幸福之城
2021-01-30 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历史上城市规划的起源及理念变迁

  摘要

  从5000年前到20世纪,从大禹到美尼斯,从阿里斯托芬到希波丹姆,从亚里士多德与达芬奇,从塞尔达到柯布西耶,回溯每个历史阶段城市规划者的追求及观念的衍变。

  原始“家园”

  从大约9000年前的初步尝试开始,人类的定居之路就成为了克服焦虑不安的希望之路。人类在以最原始的形态存在的时候,就开始为了创造更安全的生活,减少恐惧和不确定性而努力。与生命周期息息相关,原始社会反映出人类对充足的粮食、风调雨顺的四季、人身安全、和谐的社会秩序和更强烈的与神明沟通的需求。

  我们根据内心的期待去设想人类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这构成了许多家园建设神话的基础,培养并最终确定了我们对某个地方的归属感。在中国,这些关于我们如何看待某个地方的与神明沟通性的想法是在5200年前建立夏朝的神话中首次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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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朝 大禹划分九州几何原理图

  大禹(Yu the Great)采纳了以几何学为基础的中国城市规划方案——把天下分为九州的方案。该方案是天堂模式在地球上的体现,代表着人类在天堂中扮演的角色,同时赋予尘世中的城市以永恒的意义,从而克服生命的短暂性。许多与大禹同时代的人也表达了类似的城市生活愿景。

  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创始人物是美尼斯(King Menes),他统一了埃及并创建了首都孟菲斯(Memphis)。尽管在王朝建立之前,人们已经在早期的河道旁定居了2000年之久,但美尼斯在整个城市中推行了正式宗教意味的规划,塑造了城市与神明的沟通性,从而创造了一种所谓的归属感——“身份”,甚至可能是一种原始的“家园”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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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菲斯古城遗迹

  城市发展的根源

  在城市规划的5000年历史中,人们一直致力于将某个地方赋予理想化的联系和身份,所有这些努力都建立在一种对于希望的追求之上,希望尽量减少恐惧和不确定性,加强安全,了解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这最终标志着人类向明确界定的文化身份的过渡。从满足这些深层次需求的目标开始,社会空间的规划在随后的几千年中不断扩大其视野,以便满足日益复杂的人类交流和定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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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家园和动物驯养为一体

  由于发展畜牧业,人类社会受到了高传染性疾病的威胁,这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在社区定居的同时,人类还需要与天花、肺结核和其他源自于家的疾病作斗争。这种融合了家园、家庭和动物驯养为一体的概念是城市发展的根源,“家”这个汉字也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家”是房子里有一头猪的象形文字。

  希波丹姆的网格状城市规划

  正如伟大的希腊剧作家和讽刺作家阿里斯托芬在约2500年前所说的,要想做好城市规划就要理性管理我们的空间、金钱、工作和性关系。这句话也许是对另一位同时代的希腊人希波丹姆的讽刺。希波丹姆在西方文化下被认为是“城市规划之父”,他倡导网格状城市规划。他的家乡米利都城就是按照他设计的网格状布局构建的。这种网格状布局是由住宅街区和街道以直角交叉而成,公共建筑建在市中心地区。

  这也激发了他的批评者的灵感,其中有些批评者很受尊敬。鉴于战争的技术越来越先进,亚里士多德反对过于理性的的网格状城市规划。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个城市都应该保留不规则的通道,以增加入侵难度,减缓入侵者的前进速度。此外,他还提醒说,既然“投石车和其他攻城设备的精确度已经达到如此高的水平”,城墙的设计在城市规划中尤其重要。

  达芬奇:城市规划用以抵御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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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芬奇

  数千年来城市规划的复杂性不断加剧。为了适应人类日益增长的社会经济活动需求,应对新出现的恐惧和毁灭性的灾难,人们设想了更高级别的城市规划。1484年,当淋巴腺病毒袭击米兰,夺去了该市三分之一的人口时,达芬奇受到启发,重新对这座城市进行了设计,以抵御未来的灾难。

  米兰城中的中世纪居民区狭窄且高度拥挤,成为大流行病爆发的温床。对此,达·芬奇强调两条基本的美学原则,即清洁和效率,他设想城市中有一个运河网络,可以为商业活动和医疗卫生提供支持,与此同时,城市划分为三层垂直的活动环境——最底层是车马,第二层是行人,第三层是住宅。他提议将交通运输和居住空间分开,以减轻米兰居民对疫情的心理恐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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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兰城市运河

  塞尔达的综合性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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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勒德本索·塞尔达

  到了19世纪,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城市变得更加复杂,以至于需要比达芬奇设想的更全面的城市规划方法。1867年,西班牙人依勒德本索·塞尔达(IIdefonis Cerda)撰写了一本开创性的著作《城镇化基本理论》(General Theory of Dustrialization)。他创造了“城镇化”一词并将其定义为“一套建设城镇的原则,应用这套原则,城镇建筑物及建筑群不会限制、扭曲和破坏人类的身体、道德和智力,相反,可以促进人类的发展和提升人类的活力,从而改善个人福祉,最终实现社会繁荣。”

  塞尔达将城市规划从减轻恐惧和抵御生活变化无常的专业提升为一种梦寐以求的憧憬,即城市可以并且应该通过设计规划为人类提供必要的精神食粮,以实现个人和社会幸福。塞尔达在规划巴塞罗那的扩展区时对自己的理想化原则进行了检验,但如同大多数乌托邦理论一样,在追求土地经济回报最大化的政治压力下,很快就破产了。塞尔达把建筑规划为低层城市街区,每个街区都由开放的室内公园连接起来,他后来设计的建筑都是四面是墙的传统住宅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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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尔达规划巴塞罗那扩展区手稿

  塞尔达很可能永远不会以“幸福”作为城市规划的目标,但他肯定表达过一个理念:城市的框架是培育美好生活所必需的沃土。他对城市规划的广阔视野远远超越了还原论的观点,后者只评估基础设施、密度、规模、经济回报等,以满足“全民”的需求。从微观到宏观,他写道,为了制定计划,他“需要审视所有从维特鲁威到莱昂斯·雷诺(Leonce Renaud)时期有关建筑的记录,从所罗门到本坦(Benthan)时期与法律相关的资料;需要了解一切从柏拉图到普罗洪(Prohon)时期与社会相关的研究;从希波克拉底至今的有关卫生设施的一切;从摩西到现在,关于统计的一切;关于地理……;关于政治经济……;关于道德和宗教……;关于哲学……;等等。”塞尔达抓住了这一广泛的城市生活观,强调需要在数据收集和统计的基础上进行科学严谨的规划,以确定计划是否符合预期结果。

  在塞尔达的一生中,世界上只有三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0万——伦敦、巴黎和北京。如今,世界上有35个超级城市中心,人口在1000万到3500万之间。仅中国就有102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0万。这些城市中心的复杂性已经达到了过去的规划者无法理解的程度。虽然人类定居在城市飞地时感到的恐惧有所缓解,但现代生活带来了新的、潜在的、更危险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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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数量与密度增长

  城市人口数量、密度和物质消费的每一次显著增长都大大增加了复杂性和风险。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当代城市生活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宏观问题;二是我们想要怎样生活的微观问题。尽管塞尔达的计划失败了,但城市规划仍然肩负着在恐惧和焦虑中传递希望和幸福的使命。

  柯布西耶:工业时代的功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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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柯布西耶

  20世纪初的城市规划者们仍不断追求让世界上的城市更健康、更幸福。1933年,法国著名的建筑师和规划师勒·柯布西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所著的有关理想城市的著作,与塞尔达的理念一脉相承。为了呼应塞尔达,他在《光辉城市》中写道,现代城市的设计应该“在精神和物质层面”造福于市民。

  然而,勒·柯布西耶深受工业时代特征的影响——专业化的功能、效率、简单的欧式规则性——正如他说过的那样:“房子就是用来居住的机器。”大量贫穷工人涌入工业城市中心,他们的生活环境和贫民窟一样,为了消除这一现象,为工人提供更清洁、宜人的环境,他提出严格分离住宅区、商业区和工业区。他的规划是在大型的直线街区中建造高楼大厦,周围环绕着开放的绿地。

  不幸的是,勒·柯布西耶对工业效率的推崇导致这座光辉之城的希望破灭。苏格兰格拉斯哥市政府是勒·柯布西耶最热情的支持者之一。1954年,为了清除城市中大片的贫民窟,城市规划者和官员在参观了根据“光辉城市”概念在马赛建成的一座城市之后真诚地采纳了柯布西耶的计划。此后不久,由柯布西耶设计的10座20层的混凝土高楼就遍布了赛特希尔(Sighthill Estates)社区。该楼群容纳了7000人,是伦敦以外英国密度最高的高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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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特希尔社区

  50年后,这些高楼遭到拆除,这意味着一个曾经美好的愿景如今以失败告终。这个社区因暴力、毒品和社会失范而声名狼藉。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简单地说,居民身份感被剥夺了。规划者可以塑造地区和城市,但城市环境反过来又塑造了我们每个人。当人们纷纷搬离公寓时,一位居民总结了搬迁到赛特希尔(Sighthill Estates)的过程,“可以这么说,这些群体有一个社会结构,而这个结构在搬入赛特希尔(Sighthill Estates)时被粉碎了。”, 社区居民失去了他们的位置感和身份感,也失去了他们的尊严。

  近代城市更新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更新的过程完全国际化了。在美国,三个城市更新运动初具规模。

  其中一个运动是战后繁荣的结果,为在郊区开发价格适中的住宅创造了机会,使市中心的居民可以逃离密集的工业和居民区。

  另一个城市更新运动是在联邦政府大规模拨款鼓励重建美国各地的中心城区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它通过中心城区的重建达到维持其经济活力的目的。在我的家乡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我亲眼目睹了19世纪砖砌建筑因最新的城市规划而遭到拆除。该规划要求在中央商务区四周设置停车场,为到市中心工作、购物以及娱乐的郊区居民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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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鲁蒂-艾戈居住区

  第三种城市规划策略是利用城市更新运动,创造一个环绕市中心的住宅再开发圈来消除旧住宅存量,这样可以保障中央商务区的经济价值。这一策略在美国最著名的例子之一,也是来自勒·柯布西耶的灵感,由山崎实设计的。1956年,圣路易斯批准建造普鲁蒂-艾戈居住区。该居住区由33座塔楼组成,每座塔楼高11层。然而不到20年后,由于社会秩序崩溃,大楼几乎空无一人,政府拆除了该住宅区。项目失败的原因,与赛特希尔(Sighthill Estates)的居民所说的原因相似——该项目没有引起居民的认同感和控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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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鲁蒂-艾戈居住区被拆除

  21世纪的“幸福”城市规划

  摘要

  21世纪,城市规划历经几千年的实践向幸福城市的规划迈进,而一座具有幸福感的城市又与创新、创意有所关联。如何建造“幸福城市”?请查收一份设计指南建议。

  从柯布西耶和那些受他的观点影响的规划者们身上,我们对规划、建筑、城市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有了更多的了解。

  更务实的规划者专注于改善邻里关系,提升交通和基础设施效率,解决最近一轮席卷城市的“绅士化”问题。尽管对于他们来说,追求幸福似乎是无法实现的,但幸福总是隐藏在每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中;人们向往生活质量高、环境整洁、价格适中的居住区。虽然这些追求可能被其他因素掩盖了,但却真实存在。在过去,了解幸福的维度几乎不可能与城市生活所扮演的角色一起评估。相关文献中充斥着城市生活的负面影响——更大的压力、精神疾病、与世隔绝——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探索幸福生活的社会驱动因素。

  幸福是什么?怎么衡量?从2011年开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65/309号决议“幸福:迈向发展的整体定义”,将这一问题提到了最重要的位置。第二年,第一份世界幸福报告——《福祉和幸福:定义新经济范式》发表。该报告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主持的联合国高级别会议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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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幸福报告

  https://worldhappiness.report/

  《世界幸福报告》现在每年出版一次,调查156个国家公民的幸福程度。今年,2020年的报告首次通过分析城市环境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对城市进行排名。排名第一的是芬兰赫尔辛基,之后依次是丹麦奥胡斯、新西兰惠灵顿、丹麦哥本哈根、挪威卑尔根、挪威奥斯陆、以色列特拉维夫、瑞典斯德哥尔摩和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前十名中人口最多的是第十名布里斯班250万。前十名城市的总体平均人口为41.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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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兰 赫尔辛基

  幸福感和城市规模之间的这种关联也适用于创新。许多最幸福的人群也是最有创造力的。世界上许多最具创意的城市,如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和特拉维夫都是幸福度最高的城市。而在美国,如旧金山、西雅图、明尼阿波利斯、波特兰和奥斯汀都被列为美国最幸福和最具创意的城市。这些城市的人口都大大低于100万,其中多个城市人口仅有近50万。随着人们源源不断地被吸引到城市中心,规划者需要更加关注那些使人们既快乐又创新的因素。为应对城市日益加深的复杂性危机,这些因素在城市规划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正如著名的人类行为记录者——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一个城市就是它的人民”。人类居住区的巨大成就并不是它的建筑和基础设施本身,而是它通过增强我们处理不断深化的复杂性问题的能力来减少我们的恐惧和焦虑,增加快乐和幸福从而改善生活。城市本身是未来希望的物化表现。很多城市建成于几个世纪以前,它们存在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人类生命体的时间周期。面对未来的复杂性,人类最艰巨的任务是,要建设适应性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这要求我们运用一套不断扩展的工具来保持社会和公民的创新驱动力。

  很有必要再次提到塞尔达,他呼吁我们先要研究人类的现状,尽可能广泛地了解人类的动机和需要,然后再承担这样一项庄严的任务去规划人们应该如何生活。尽管当代城市规划的潜在挑战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其复杂程度却是史无前例的。在过去,诸如文化剧变、气候变化或疾病疫情等外部因素会迫使我们放弃居住的城市,或一次又一次地重建城市,亦或搬迁到其他地方,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其他可去之处了。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必须将我们所使用的工具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从很多方面来说,它们必须具有变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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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数据网络

  就像我们的“即时”文化预见到了要创造工具帮助我们规划和管理现代城市一样,我们的工具也正在变得“智能”。这些智能工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帮助我们应对挑战。城市,以及更大范围的私营企业,已经投入巨资建设数据收集网络,使我们的生活更有效率、更舒适、更具韧性。但是我们如何使用它们将决定它们是否能让我们感到充实和快乐。

  那么我们从哪里开始呢?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建设有韧性的、可持续发展和创新的城市?如果居民不快乐,城市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从广义上来说,设计可持续发展城市首先要理解和认可什么构成了个体幸福。

  《世界幸福报告》强调了实现幸福的诸多因素。该报告指出了幸福城市和智慧城市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了在创建幸福和可持续发展城市方面数据驱动的城市规划的重要作用。报告中举了一个迪拜“智能幸福项目评估”(SHAPE)工具的例子。他们的目标是把几个智慧城市的调查数据与居民的幸福感关联起来。这为城市提供了一个数据驱动的工具,用于优先考虑哪些项目能产生最高程度的个人幸福感。《世界幸福报告》指出,社会幸福的关键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平等,加强社会凝聚力,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机会,提供价格合理的住房以及良好的自然环境和安全感。

  数字革命已经成熟到不再需要将城市生活中的便利设施固定在大城市。较小的卫星城就可以提供满意的就业、现代医疗、优质教育、领先的研究和创新,这可以更好地平衡生活方式、经济成本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智慧卫星城市能够抵御以星巴克和麦当劳为代表的全球文化同质化影响,并保留人类居住区首要的关键因素,即个人和文化身份。一个既可以固定安居又可以在更广阔的世界中进行数字化选择的社区,让我们能够在接触外界的同时,更好地保持我们的个体及文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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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智能城市

  “幸福城市”规划设计指南

  城市规划者和所有的社区领导者应该尽一切努力,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满足幸福报告中的要求。这些建议可以细化为实用的设计指南,包括:

  创新

  智慧城市拥有建立创新实验室的数据资源。城市规划者有史以来首次能够评估人们对颜色、形状、空间、各种环境的心理反应,从而量化其对我们幸福感的影响。

  规划者拥有智能数据资源和计算机处理能力(人工智能辅助),可以进行更加理想化的城市规划。规划不是基于实际场地的参数,而是根据未来居民的需求而设计的。

  数据可持续性

  规划者有责任尽可能多地设计减少温室气体足迹的元素;从设计碳吸收景观,到雨水收集和实施低影响建筑法规等。

  城市复杂性加深会引发风险,需要进行风险抵御能力规划,以减少焦虑,提高安全性,并规划防范诸如流行病等不可预见的干扰因素。

  风险抵御能力心态

  规划者应将心理理解和需求作为其项目分析和设计的基本部分。

  人类的关键需求之一是寻求刺激。我们需要创造一种能够提供多种体验的城市环境。

  刺激数字化

  规划者需要将尽可能多的居民的城市生活愿望通过网络实现,以减少破坏性物质的使用和能源消耗。

  减轻环境压力需要减少噪音和当地的污染源,通过减少市区汽车专用地(行车道)来减少车辆对环境的影响,这些都是幸福感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压力连通性

  构建空间以促进社区意识、社交互动和与地球的联系。通过构建“成长性”空间来促进健康生活。

  每项规划都需要考虑象征意义、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目标的表达。

  身份规模

  人口规模和密度中等的城市有利于人们通过多种形式进行交流互动,能够提供良好的步行条件、促进基础设施的用途多样化以及发挥能源的最佳效率。

  从农耕社会到以城市为基础的信息化(数字化)社会,人类似乎即将以一种最为深刻的方式结束这段9000年的历程。这段历程所带来的益处和风险都是显而易见。人类接近了一个临界点,即我们现在做出的有关城市生活方式的抉择将会最终决定城市乃至我们自身的最终命运。我们的工具应运而生;从驯养到犁耕,再到人工智能,我们已经进化出了能够塑造自己命运的能力。我们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遵从塞尔达的愿望,能够并且应该把城市设计成滋养人类精神的地方。

     特别声明:本文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创意中心的观点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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