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长三角文化旅游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区域旅游资源丰富，自然和人文景观类别齐全，是我国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集中分布区，具有文化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先天优势。以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推动长三角文旅一体化发展，更好支撑服务国家战略，是长三角地区文旅行业面临的重大任务。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实施，长三角文旅一体化发展也进入提速升级阶段。机制方面，沪苏浙皖一市三省旅游协会共同发布了《苏州宣言》，提出设立长三角旅游事务协调共商发展机制、长三角地区旅游协会联席会议制度等；长三角地区一市三省文化和旅游部门签署了《长三角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共同打造联合开放、充满活力的文化和旅游市场，提供多元优质的产品，打造全域融合的产业，构建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诚信规范、优质安全的服务示范区。实践方面，上海以重大项目为载体，从深化长三角合作体制机制、建设长三角一体化旅游示范区、打造文化旅游精品、提升区域文化协同发展能级等方面，推进长三角地区文化旅游一体化发展；江苏着力打造高水平服务业集聚区，以苏州市吴江区作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形成了涵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旅游体系，积极打造“慢生活”旅游新模式；浙江着力建设长三角生态文化旅游圈，推出“美丽乡村”等一揽子政策，全面践行“两山”理论；安徽积极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区，着力推进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合肥都市圈休闲旅游区、大别山自然生态旅游区、皖北文化生态旅游区“四大板块”特色发展，深度开发红色、生态、文化等旅游资源，打造长三角高品质红色旅游示范基地和康养基地。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长三角文化旅游一体化发展存在诸多制约因素，比如，在行政体制方面，壁垒依然存在；在融合发展方面，长三角区域“文化+旅游”尚未做到“宜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目标；在人才队伍方面，亟待解决“人员缺乏、专业不专”的问题；在发展效能方面，长三角区域内的文化和旅游资源的集聚效应尚不明显。推进长三角区域文化旅游一体化发展，需要找准以下几个发力点。

　　构建“一套机制”。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区域协调是关键。打破长三角区域行政体制藩篱，加强一市三省管理部门之间的紧密配合，在标准规划、政策激励、智慧网络、金融支持、人才培养、公共服务、产品创意、产业开发、营销推广、市场监管等方面，共同建立目标统一、行动协同的文化旅游合作协调长效体制机制。

　　紧扣“两个关键”。长三角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高质量”和“一体化”。“高质量”的内涵是：在发展要求上，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激励文化旅游消费；在发展方式上，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发展路径上，更加强调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在发展目标上，提高城乡群众文化旅游需求获得感和幸福感。“一体化”的核心内涵是：重点推进管理体制一体化、产业创新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区域市场一体化、智慧文旅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等“六个一体化”。

　　驾驭“三驾马车”。城市群文旅、乡村文旅和智慧文旅，是长三角文化旅游一体化发展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长三角地区作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依托地缘和文脉优势，共同打造世界级文化旅游目的地。“两山”理论指导下的长三角乡村文化旅游，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文旅发展新业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加快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互联网时代，文旅产业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先进技术的应用，为游客提供更加便利便捷、智慧、智能的旅行服务，是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和提升的重要路径。

　　推进“四轮驱动”。长三角文化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需要“四轮驱动”，即政府推动、社会参与、城乡融合、景区共享。一市三省各级政府应协同推动，从标准规划、政策激励、资金保障、公共服务、人才培训、市场开发等方面出台促进区域文旅融合发展的可行性政策；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应充分调动旅游协会、高校、企业、民众等社会力量参与长三角地区文旅一体化发展的热情；大力推进乡村文化旅游，促进乡村文旅产业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从而实现城乡融合、均衡发展；强化区域内旅游目的地之间的引流作用，扩大旅游目的地影响范围，形成形象、营销、客源、设施等共享的运营机制，延长游客的游览时间，从而增加长三角区域的整体经济利益，实现合作共赢。

　　推出“五项举措”。一是黏合文化旅游“两张皮”，深挖江南文化意蕴，创新文化旅游表达，讲好故事、谋好项目、做好产品；二是打通旅游线路“断头路”，建立区域联动的交通体系，畅通交通路网；三是推出旅游景区“一卡通”，长三角各地市、各景区（点）加强联动，利益共享，普惠民生；四是促进游客流动“常态化”，进一步加强一市三省互为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优势，形成常态性的区域人员流动机制；五是发布文旅行业“红黑榜”，制定一市三省互相认可的市场经营负面清单，构建长三角地区旅游市场诚信体系，强化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力度。 （侯凤芝）

　　（作者单位：宁波财经学院；该文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社科规划专项课题研究成果）